这首诗通过对南宋军队现状的逼真刻画，无情地嘲讽了南宋将军玩忽职守、纵情享乐的丑恶嘴脸，对广大士兵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揭示出南宋军队屡战屡败的深层社会原因。
此诗选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和对比手法，形象地表现出官兵之间尖锐的矛盾和诗人的主观倾向性。同时诗人情感爱憎分明，语言辛辣尖锐，批判锋芒毕露。
诗的前八句紧紧扣住诗题中的“乐”字，写将军之“乐”。首四句写将军懦弱怕死。“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入夜，军营周围布置了手持刁斗打更巡逻的士卒，将军住的中军大帐有万人守卫，这二句明写营中戒备森严，将军警惕性很高，暗刺将军的懦弱无能。“面面”与“深深”四字见出将军防范措施无懈可击，为保全自己可谓费尽心机。“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这二句承一、二句，把居于“深深”“帐门”之内的“将军”推出，进一步写他的懦弱怕死。“贵重”一词，语带讥讽。接着，便用“自言虏畏不敢犯”表现将军狡诈虚伪，自欺欺人。他把自己置于严密保护之下，反倒夸口说敌人怕他，不敢来侵犯。其实这不过是为自己的荒淫享乐找一个借口。“射糜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三句便露出其耽于享乐的真相。古人认为畋猎可以申文武之教，而这位将军“射麋捕鹿”只是为了“行酒”。古人认为女乐随军会影响士气，而这位将军却整夜沉醉于酒色之中。饮酒听歌要到夜静更深，为了寻欢作乐赏赐歌儿舞女，不惜挥霍“彩缣百段”。
前八句写将军的日常生活，不着一字评论，而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豪奢无度的情景表露无遗。这位守边将军的军旅生活可谓其乐陶陶，然而战斗在前沿的士兵又是如何。“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他们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可是连救急救危的医药费也无钱支付。“谁知”二句感情强烈，是对不顾士兵死活的宋军高级将领的控诉，是对南宋苟安享乐的统治集团的愤怒谴责。这里，一面是将军的惧敌畏死，一面是士卒的防边血战；将军在军帐内行酒作乐，士卒在阵地前冲锋流血；一边是挥霍无度地买酒征歌，一边是身负重伤后无钱合药。这种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官兵之间的矛盾，使全诗的感情基调显得十分沉郁。
全诗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并列在一起，作客观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描绘，而这种对比本身就包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显示着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在具体描写中，又注意了多方照应，使全诗浑然一体。诗人把强烈的感情寓于形象的描写中，显豁中见蕴藉。语言近似口语，精警凝练而又平易自然，诗风近似唐代张王乐府。
这是一首描写旅途风光景物与感受的小令。词人作此词时不但有一个时令背景（重阳佳节），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北宋灭亡后词人南渡，流落江南）。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首词具有和一般的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
上片为旅途即景。开头两句，写早行时沿途的风景。天上还挂着斜月，就动身上路了。驿路上映照着斜月的寒光溪桥上尚凝结着一层晓霜。两句中写词人自己动作的词只一“度”字，但第一句写斜月映路，实际上已经暗含人的早行。两句意境接近温庭筠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但温诗前面直接点出“客行悲故乡”，吕词则情含景中，只于“驿路”、“晓霜”中稍透羁旅之意。此外“晓霜”兼点时令，为的是下面提出“残菊”不突然。
“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篱过重阳。”这两句说的是路旁农舍外词人看到矮篱围成的小园中，一枝残菊正寂寞地开着黄花。看到此景，词人想起当天是应该饮酒赏菊的重阳佳节，又感慨到这年这节日，竟乱山深篱的旅途中度过了。上句是旅途所见，下句是由此触发的联想与感慨。佳节思亲怀乡，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对于有家难归（吕本中是寿州人）的词人来说，由此引起的家国沦亡之痛便更为深沉了。但词人这里并未点破这种痛苦，只是用“乱山深篱过重阳”一语轻轻带过，留待下片集中抒发感慨。两句由残菊联想到重阳，又由重阳想到眼前的篱境和沦亡的故乡。词人思绪曲折感慨万千，而出语却自然爽利。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下片的头两句，由早行所见所感想到夜间他乡客宿情景。旅途中住宿，词人因为心事重重，老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元无梦”；正因为深夜不能入睡，就更加感到秋夜的漫长，所以说“寒更每自长”。句中着一“每”字，可见这种情形已非一日，而是羁旅中常有的。“元”、“每”二字，着意而不着力，言外更令人凄然。
一般的羁旅之行，特别是佳节独篱的时候，固然也会令人有这种难掩的寂寞和忧伤，但词人之所以有此感，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心头。“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江左即是江东，这里指的是南宋统治下的东南半壁河山。江左风光，历来为生长北方的文人墨客所向往。词人此时身在江东了，却并未感到喜悦。原因是中原被占、故乡难归，寂寞的旅途中，词人思乡之情不禁更加强烈，忧国的凄凉情绪也更加深沉了。两句用“只言”虚提，以“不道”与“转”反接，抑扬顿挫之间，正蕴含无穷忧伤时事的感叹。词写到这里，感情达到高潮，主题也就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和一般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也自然流露出来了。
这首词着力表现词人的中原归思，同时感情又有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词人结合特定的景物、时令、旅途状况，层层转进，如剥茧抽丝般地来抒发感情，最后凄然归思，这样抒情便显得很自然。词的感情基调虽比较凄凉伤感，但格调却清新流畅。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美，使人读来虽觉凄伤却无压抑之感。
本词开篇切题，由雪而起。关山河川，冰封万里，耸起的林木如同梨树白花满枝。“梨云”即梨花云，语出《墨庄漫录》中所引唐代诗人王建《梦看梨花云歌》中“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一句，原指梦中恍惚所见如云似雪的缤纷梨花，后世文人常用以摹状雪景。“连线骑”即古代名马“连线骢”，因其毛色深浅斑驳而称，此处为押韵而改，即指骏马。词人冒雪“冲寒”跨马驰骋，迸发出胸中一腔难以抑制的不平之气。此番登上大观亭，原为旧地重游。初到此地时，正值黄梅时节，词人凭倚高栏，耳中所闻，惟有一片雨声，令人困倦。如今重到此地，雾霭迷蒙，烟水障目，依然无法使词人敞开胸怀。随后深入一笔：“算夔巫万里，金焦两点，谁说与，苍茫意？”“谁说与”即“与谁说”。整句的意思是：从远处长江中游的夔门、巫峡到近处长江下游的金山、焦山，神州江山，腹地受侵，而词人心中的忧思和迷茫无人可诉。“算”字意谓反复、费神地寻思。写出了词人找不到知音、得不到理解的悲哀和痛苦。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词人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怨责？
“却忆蛟台往事，耀弓刀，舳舻天际”，“蛟台”在今广东虎门附近；“舳舻”是船头和船尾的合称，泛指前后首尾相接的船队。词人追忆自己当年与林则徐在虎门协力禁烟，多次率领舰队抗击英国侵略者。“耀弓刀，舳舻天际”便是描绘当时的战斗场景。着一“耀”字，表现出中华正义之师的威风与豪气，也明白地道出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的邓廷桢以此壮举为骄傲的光荣感。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如今眼前只剩下江上迷离的渔船和天边模糊的雁群，因为词人已被革职，已经远离了前线，不能再横枪勒马，为国效力。此刻他只能站在大观亭上，凝望残山，送别黄昏，只能望着远处江水东逝，借酒浇愁。
词人怀着满腔热情，却是报国无门，这使他深感困惑，而这也正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即使词人放弃追求，别人也会理解他的这种选择，因为他已无法再积极作为。但词人不愿就此度过余生，他依然怀着自己不渝的情操，保持着不屈不挠的品格。词以踏雪折梅作结，即向世人表明这样的夙愿，从而使整篇词意得以进一步升华。
首句开门见山，直言本意，肯定并且强调诗歌所表现的是一匹非同寻常的好马。起句平直，实在没有多少诗味。
次句“房星本是星”，乍看起来像是重复第一句的意思。“房星”指马，句谓房星原是天上的星宿，也就是说这匹马本不是尘世间的凡物。如果这句的含义仅限于此，与首句几乎一模一样，那就犯了重沓的毛病。诗只四句，首句平平，次句又作了一次重复，那么这首诗就有一半索然无味，没有价值。但如细细咀嚼，便会发现第二句别有新意，只是意在言外，比较隐晦曲折。《晋书·天文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它把“房星”和“王者”直接联系起来，就是说马的处境如何与王者的明暗、国家的治乱息息相关。既然马的素质好遭遇不好，那么，王者不明，政事不理的状况就不言可喻了。这是一种“渗透法”，通过曲折引申，使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字面的含义。
三、四句写马的形态和素质。如果说前二句主要是判断和推理，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那么，后二句恰恰相反，它们绘声绘影，完全借助形象表情达意。李贺写诗，善于捕捉形象，“状难见之景如在目前”，这两句就是突出的例子。“瘦骨”写形，表现马的处境；“铜声”写质，反映马的素质。这匹马瘦骨嶙嶙，说明境遇不好。在常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匹筋疲力尽的凡马，只有真正爱马并且善于相马的人，才不把它当作凡马看待。“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尽管它境遇恶劣，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却仍然骨带铜声。“铜声”二字，读来浑厚凝重，有立体感。它所包含的意思也很丰富：铜声悦耳，表明器质精良，从而生动地显示了这匹马骨力坚劲的美好素质，使内在的东西外现为可闻、可见、可感、可知的物象。“素质”原很抽象，“声音”也比较难于捉摸，它们都是“虚”的东西。以虚写虚，而又要化虚为实，的确很不容易，而诗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字就做到了，形象化技法之高妙，可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尤其可贵的是，诗歌通过写马，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诗人怀才不遇，景况凄凉，恰似这匹瘦马。他写马，不过是婉曲地表达出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