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主要抒发时光易逝的愁恨。起韵一笔包举，总言忧愁的难以摆脱，为下文分别诉说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预留了地步。在这里，词人“天真地”想通过上楼登高来摆脱令他难以忍受又无法回避的忧愁的想法，本身就充满了奇趣，而他感到忧愁如有脚、又随他上楼的想法就更是奇中之奇。在表达上，化不可见的抽象之愁为有可以触碰与回避的有形之物，深得以形象写抽象的生动趣味，同时，“欲上······愁还”的传情方法，又为文气增加了转折跌宕的灵活之趣。接韵具体表明他所忧愁的内容，是自然也在变迁、亲朋也在衰老白头的时间不居之恨。“几处”与“多少”的限定，空处传神，包揽无限，写出了自然变迁和人生衰老之多简直无法据实计算的大愁苦。这种对于时光易逝的忧愁，是词人“时间意识”觉醒的表现，而“时间意识”又是与人对于存在的反思与觉悟有关的，是一种看似脆弱，其实深刻的对于生命虚无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产生这样深刻的生命虚无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单纯的哲学思考，而是由非常具体而强烈的生命体验所导致的。
于是，过片再进一层，揭示了导致其时间之愁的更直接的愁苦即功业难成之愁。他以感情强烈的语言反复其意与反问自己：说归去吧，还是归去吧，难道人一定要到封侯才肯罢休不成？意谓自己不必要等到做成封侯的功业才可归隐。实际上，它传达出了词人无法作成可封侯的大功业的愁苦。这样，上下片就由这两种愁苦在文理上连成浑然的一体。结韵进而揭出使自己产生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的具体触机，是那种恍若浮云一样到处漂泊的游宦生涯。然后他再转过一层，巧妙运用“浮云”一词的双重比喻意义为自己下了这一转语，如果能像浮云一样逍遥自在也很自由。这样的转语，泄露了他“游宦成羁旅”的生命不自由的痛感。
这首词在表情达意上，采用层层剥笋的见心法，由愁一时间之愁一功业难成之愁一游宦成羁旅之愁，这样就由远而近，填充了越来越具体的生命痛苦：通过他的“剥笋”法抒情，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了他愁苦的来处。其总体艺术风貌是，感情浓郁，措意生动，文理自然而兼变化之趣。此外，因为暗喻的巧妙运用，这首词显示了深厚的韵味。
这是代宫人所作的怨词。首句写夜来不寐，梦想君王临幸；二句写忽闻前殿歌声，君王来幸无望；三句写红颜犹在，君恩已断之苦；四句写再幻想君王可能来幸，于是斜倚熏笼，坐待至天明，终成泡影。全诗语言明快自然，感情真挚而多层次，细腻地刻划了失宠宫女千回百转的心理状态。
诗的主人公是一位不幸的宫女。她一心盼望君王的临幸而终未盼得，时已深夜，只好上床，已是一层怨怅。宠幸不可得，退而求之好梦；辗转反侧，竟连梦也难成，见出两层怨怅。梦既不成，索性揽衣推枕，挣扎坐起。正当她愁苦难忍，泪湿罗巾之时，前殿又传来阵阵笙歌，原来君王正在那边寻欢作乐，这就有了三层怨怅。倘使人老珠黄，犹可解说；偏偏她盛鬓堆鸦，红颜未老，生出四层怨怅。要是君王一直没有发现她，那也罢了；事实是她曾受过君王的恩宠，而现在这种恩宠却无端断绝，见出五层怨怅。夜已深沉，濒于绝望，但一转念，犹翼君王在听歌赏舞之后，会记起她来。于是，斜倚熏笼，浓熏翠袖，以待召幸。不料，一直坐到天明，幻想终归破灭，见出六层怨怅。
一种情思，六层写来，尽缠绵往复之能事。而全诗却一气浑成，如笋破土，苞节虽在而不露；如茧抽丝，幽怨似缕而不绝。短短四句，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失宠宫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夜来不寐，等候君王临幸，写其希望；听到前殿歌声，君王正在寻欢作乐，写其失望；君恩已断，仍斜倚熏笼坐等，写其苦望；天色大明，君王未来，写其绝望。泪湿罗巾，写宫女的现实；求宠于梦境，写其幻想；恩断而仍坐等，写其痴想；坐到天明仍不见君王，再写其可悲的现实。
全诗由希望转到失望，由失望转到苦望，由苦望转到最后绝望；由现实进入幻想，由幻想进入痴想，由痴想再跌入现实，千回百转，倾注了诗人对不幸者的深挚同情。
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