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首《玉楼春》抒写闺怨，所创设的意境是：暮春时节，梁燕双飞，落红满地。女主人公愁倚锦屏，感到“春色恼人”，好天良夜而玉郎不见，不禁泪滴绣衫。全词意境优美，婉丽多姿。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本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在艺术上，此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象的装饰性特征。词中的“画堂”、“落花”、“锦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装饰性意象，在颜色、形状等方面都是有着鲜明的图案性质的。这些具有图案性质的意象构织出整体的图案。这些意象，并非是词人的兴会所得，而是具有审美抽象性质的意象构织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个体化的、殊相的特征，都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意象。它们缺少随机感兴的鲜活感，但却具有一些可以相互诠释的意味。文学语言的图案化，在晚唐五代词中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可以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词的共同特征。
此词起拍二句，言“楚女”飘零在外，寄居于水乡的临河楼宇中。“楼枕小河春水”的“楼”是“楚女”暂栖之所，可推测为一歌楼舞馆，临水构筑。“春水”，点明季节。“枕”字下得别致。
“月孤明”三句写暮春月夜之景而隐含伤春离别之情，说“楚女”自伤身世、月夜难眠。“风又起”，从听觉着笔，表明“楚女”虽然置身床榻而长时间处于不眠状态。“杏花稀”（系“楚女”的想像之辞）虽为景语，但其中亦寓有惜春、伤别之意。月本无所谓孤不孤，但对于欲归不归的楚女来说，它却显得孤独凄清，物象染上了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加之“风又起，杏花稀”，其景象就更凄清，不眠的人儿，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既写暮春之景，又寓有自伤身世飘零，自伤老大，自伤离别的情绪。
过片二句写女子服饰，分别从头上玉钗、乌黑的鬓发及衣裙上金线所绣凤鸟图案着笔，一句写她的头饰和美发，一句写她用金缕盘绣成凤鸟图纹的舞裙，对“楚女”的形态进行描写。金玉锦绣的字面，恰好反衬出主人公内心的空虚索寞。“楚女”如此艳美，然而却长期漂零在外，其独居凄怆之情亦自在不言中。于是最后三句要借“八行书”，诉千里相思隔魂梦萦牵之情，恰值月夜闻雁，便欲凭雁足传书，以道相思之意。言作书寄远，并点明题旨。这数句与李商隐“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异曲同工，虽然明说着欲凭鸿雁寄相思之意，其实隐含的意味却是鸿雁长飞，锦书难托，确有含蓄不尽之情。
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这里，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篇》），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无生命的风荷之中，带着自己感情色彩去看风荷“相倚”、“回首”之状，觉得它们似若有情，心怀恨事，因而把对外界物态的描摹与自我内情的表露，不期而然地融合为一。这里，表面写的是绿荷之恨，实则物中见我，写的是诗人之恨。
南唐中主李璟有首《摊破浣溪沙》词，下半阕换头两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历来为人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认为，这两句不如它的上半阕开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并赞赏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原词接下来还有两句是：“还与韶光共顦顇，不堪看。”这几句词以及王国维的赞语，正可以作杜牧这两句诗的注脚。联系杜牧的遭遇来看，其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芳时不再、美人迟暮之恨。杜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主张的人，而不幸生在唐王朝的没落时期，平生志事，百无一酬，这时又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怀着壮志难酬的隐痛，所以在他的眼底、笔下，连眼前无情的绿荷，也仿佛充满哀愁了。
上阕以舞女容貌领起，接续观众的反应来呈现舞女优美的舞姿；下阕承接上文，继续把视线聚焦在舞女的整体风貌上。词的语言古朴精练，不用典故，只是如实写来，但却层次分明，给人一种古雅淳厚的美感。
“垂螺近额，走上红褶初趁拍”，词以描写舞女起笔。“垂螺近额”描写舞女的发髻，下垂的螺形发髻已经接近额头了，而“垂螺”发型说明此舞女年龄很轻，尚作女孩妆容；“走上红锢初趁拍”，是描写舞女初上舞台的样子，这句写舞女快步走上红地毯，随着舞曲节拍翩然起舞。舞者在“红祸”上舞动出妖娆舞姿，观者在“红褶”下欣赏她曼妙的身影，不禁发出“只恐轻飞，拟倩游丝惹住伊”的叹息，只担心她轻飞起，像飞入空中一般，希望能用游丝去将她牵引住。舞女时上时下，时近时远，如空中的灵鸟，难以把握，观众被这样随性的舞姿吸引，只想用“游丝惹住伊”。词人由首句描写舞女，笔锋一转，转而去写观众的反应，从侧面烘托舞女轻盈的姿态。
上阕以舞女容貌领起，接续观众的反应来呈现舞女优美的舞姿；下阕承接上文，继续把视线聚焦在舞女的整体风貌上。
“文鸳绣履，去似杨花尘不起”，先正面描摹舞鞋，鸳鸯绣于鞋上，玲珑小巧；后以“杨花”比喻舞姿形象，跳跃旋转间，如杨花一般缥缈婀娜，不惹尘埃。其中，“尘不起”三字用得极为巧妙，以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最无章法的尘埃为比照对象，舞女在如此大幅度的舞蹈中竟能使“尘不起”，其轻盈灵巧的样子不言而喻。“舞彻《伊州》，头上宫花颤未休。”此句直接点明舞所伴之乐乃一曲《伊州》，一个“彻”字将舞女淋漓投入的姿态描画得入木三分。当音乐声息，舞步停歇后，舞女头上的宫花仍在不停颤动。“未休”一词作结，其“头上宫花颤”未停，其曼妙舞姿更加动人。
张先近观《伊州》曲中舞女姿色，统括其貌，轻盈至极，此词此舞，精妙绝伦，喟然叹矣。年轻的舞女，飘逸的舞姿，华美的舞台，八句词间尽括其中，笔调婉约，格调清雅，宛然似“余味绕梁，三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