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
《被衣为啮缺歌》选自《庄子·知北游》,题目为后人所加。
被衣自非等闲之辈,面对啮缺的问道,他着实谆谆告诫了一番:“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合。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庄子·知北游》)既要啮缺端正形体,集中视线,又要他收敛思想,统一姿态,让自然的和气与天界的神明降临。那时,德将造就他的内美,道将成为他的归宿。被衣要求他像刚生的牛犊那样,瞪着双眼,懵懵懂懂,无知无识又无期无求。言犹未了,啮缺就酣然进入梦乡。被衣见此,不禁心花怒放,一边吟唱,一边离开啮缺。他所吟唱的,就是这首《被衣为啮缺歌》。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一、二两句从形神两方面入笔,勾勒出一个从躯体到灵魂都已死灭的形象。从形体看,他既无润泽的肌肤,又无丰满的血肉,俨然一副骨骼标本;从心灵看,他既无复杂的思想,又无美好的期冀和追求,他万念俱灭,宛然一堆不复燃烧的死灰。这两句取喻精到,前者以槁骸喻形体的枯瘦,乃以虚喻实,后者以死灰喻寂灭的心灵,则以实喻虚,虚实相生,给人形象的思辨美感。而“心若死灰”更以其比喻的精警形象,凝成固定的成语,用以形容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境界,现代仍作为灰心丧气的形象表述,可见其语言的生命力。
“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三、四两句揭橥一种审慎对待自我的人生态度,展现一种睿智内蕴而不外露炫耀的精神境界。此人明明具有不同凡俗的真知实学,却深藏不露,决不夸耀于人。对他来说,才智是一种充实,一种内蕴,一种修养;一切炫耀、夸饰、矜持、自傲都无必要,甚至成为生活的累赘。
“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谋”,五、六两句抉示其处世哲学,显现其混沌糊涂、无所用心的生活态度。貌似糊涂,实则大智若愚,这正是洞察世事、参透人生的智慧的表现。“不可谋”,于世无功利目的,于己则可远离尘世的喧嚣和骚扰而求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彼何人哉”,最后总赞一句: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戛然而止。《庄子·知北游》云:“大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不言、不议、不说、不作,是庄子大道无为思想的精义。而《被衣为啮缺歌》中着力刻画的槁骸似的形体,死灰般的灵魂,不以实知自持的风范,媒媒晦晦的举止,则形象地诠释了这一思想。这种人格,正是庄子所标举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此诗的思想内涵也在于此。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