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

　　《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东汉诗人朱穆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该诗是《与刘伯宗绝交书》的附诗，该诗名为咏物，实则赋人，以鸱比喻刘伯宗，以凤自比，表达了对贪婪丑恶的势利小人的憎恶，同时也借该诗对当时刻薄无情的社会风气予以尖刻的嘲讽。全诗比喻精当，刻画形象，语言质朴。该诗共十六句，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十二句是第一部分，以绝大篇幅，铺陈排比，刻画鸱鸟的丑恶形象。首先从外表描写它的污浊。接下来四句从行止食宿等方面描写鸱鸟的丑态。“饕餮”四句，又从内在本性描写鸱鸟嗜欲无穷的贪婪相。“长鸣”两句又从鸱鸟对凤的恶意中伤来描写它的卑劣行径。如此寥寥数语便把鸱的丑恶贪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鸱的恶劣行径，都是隐射刘伯宗的“不洁其翼”，是说他行为卑鄙；“飞不正向，寝不定息”是说他背离社会公德，不为母守制；“饥则木揽”下六句，是揭露刘伯宗在官任上的贪得无厌。“长鸣呼凤，谓凤无德”，是说像刘伯宗这样的卑劣小人，还大言不惭地指摘中伤正直的人。

　　最后四句是第二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交，以凤自比，坦荡、高洁、超尘拔俗，与鸱相比，判若云泥，自然而然地为两相“永诀”营造了合理的氛围和理由，显示了作者绝对不与刘宗伯同流台污的高尚情操，表示了绝交的决心和态度。鸱，在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面貌可僧的东西，经过诗人淋漓尽致的刻画，愤怒鄙夷的斥责，便不能不对它——鸱鹗和他——刘伯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所以，诗人最后宣布凤不与鸱同趋，从此绝交，各奔前程，便也成为读者的意愿。

　　全诗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比，以凶恶贪婪的鸱来比刘伯宗，以志向高洁的凤鸟来自况，两相对比，其义甚明。其次是感情充沛，态度明朗、坚决，全诗一气呵成，作者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再次，该诗语言精练，比如连用四个动词来描写鸱在飞、宿，饥、饱四种情况下的状态，形象鲜明、生动，其寓意也由此揭示无遗了。

　　该诗在创作上继承了《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喻手法，但没有它们的委婉、含蓄，它显示了汉乐府的朴质，在比喻中直抒胸臆，能很快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不着去猜谜，就一样能感染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种在直率中蕴含丰富的感情，正是汉乐府的突出风格。

　　该诗是中国早期的一首寓言诗，由于选择的形象对比鲜明，比喻得当，贴切自然，创造了成功的艺术效果。诗作语言平实显露，明白自然。

　　杨继盛，明代爱国将领，曾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坚决主张抗击北方鞑靼的入侵，反对妥协误国。先是上疏朝廷，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后又上疏弹劾奸相严嵩，造毒刑，被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岁。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这首诗便是他临刑前作，前二句说自己虽然死了，但浩气仍留天地之间，光耀千古，后两句感慨自己壮志未酬身先死，不禁万分遗憾，但死后若有忠魂在，一定还要补报国家，以偿夙愿。整首诗寥寥二十字，一片忠贞报国之心，凛然可睹，千载以下读之，也省事为之感动。

　　诗人在诗中表示，自己报国之心不但至死不变，即使死后也不会改变。诗的大意说：自己虽死，浩然正气回归太空，还存留在天地之间，一颗耿耿丹心，永远照耀着千秋万代。这一辈子还没有来得及报效国家，死后也要留作忠魂来弥补。

　　这首诗是杨继盛临刑前所作，原诗没有题目，诗题是后人代拟的。作者为揭发奸相严嵩被处死，诗中表现了忠心报国，至死不变的决心。全诗一气呵成，如吐肝胆，如露心胸，如闻忠诚之灵魂在呼喊，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