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游的五言律诗，表现了诗人对佛门胜地少林寺的衷心礼赞。“长歌”的欢悦与“徙倚”的急切，毕现了诗人心中对宝地的久盼，而“宝地”与“珠林”二词，便是诗人对名刹的激赏。接着诗人取“雁塔”与“龙池”两个著名景点，展现其岁月之幽、深难测底。走出历史的风尘，来到眼前的风景中，但见雨后初霁后的宝宇，风光更为绮丽，高檐碧殿，饱蘸秋阴。 留恋之余，不觉秋晚，山蝉相送，意犹未穷。
首联是概写游寺。诗人踏着歌声来到这所佛门宝地，仔细地观赏了寺内清幽秀美的园林景色。“宝地”“珠林”，都是出自佛经用语，所谓“黄金七宝为地，摩尼珠为林”。少林佛殿及其幽美园林风光也由此不言自喻。“长歌”二字，表现诗人当时畅游的欢快心情。
次联进而描述寺内两处重点景物。一处是古老的雁塔。雁塔原是印度古代佛教僧人为舍身救饥的雁王立塔纪念，出自佛经故事，后世相传成为佛寺的重要建筑。另一处为龙池，指寺中有名的九龙潭，潭水很深，据说有九龙蟠聚其下，“风霜古”“岁月深”，两句上下交织成文，说明雁塔之古是由于岁月之深，而龙池之深也是因为霜风之古。
三联再写遍游以后的时间变化。“澄”“下”两字写时间转移动景，最能生动传神。“夕霁”和“秋阴”，既点时间，又指季节，自然引出尾联的“晚霞”与“蝉噪”。
尾联写霞彩满目，蝉声盈耳，结得声色并茂，非常尽兴快意。此时的蝉声相送，同首联的长歌来游，前后相应，主体与客观协调一致，早晚一片欢愉场景，诗人畅游的欢快心情，也跃然纸上。这首诗的结尾基本上是宫廷宴会诗“让我们回去吧，天已晚了”的翻版，不过，这一效果的取得，是通过一种触发孤独及秋愁的客观景象。诗人游寺的高潮是一种与觉悟相联系的清澄，但诗人随即面对越来越浓重的暮色，最后是归家，进入烟霞弥漫的孤立世界。
沈佺期是唐初的宫廷诗人，也是完成律诗定型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特点是：“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沈佺期传》）按此标准与前代山水诗比较，无论从构思、写景、音律，形式和语言各方面看，这首诗都可说达到后来居上的胜境，实为唐初和沈氏五言律诗的代表佳作。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这是一篇祭文。此文表面上是为悼念秦末群雄之一的田横而作，而实际上是作者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以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歌颂田横“义高能道士”，借以表达作者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文章主旨明确，却又写道曲折朦胧，扑朔迷离，而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全文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用来过渡。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作大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韩愈单单凭吊田横，事出有因。田横出生于齐国贵族，兄弟三人相继为王。秦汉之际，田横兵败携五百人逃至海岛。汉高祖刘邦以“大则王，小则侯”劝其归附。田横却在未见刘邦之前自杀。刘邦感叹而厚葬田横，随后田横手下两人也自杀。海岛上五百人获悉田横及手下二志士皆死，全部集体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道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第一段是为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形式为韵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千钧之力。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非常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横义高能道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言之隐衷。因而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欷歔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道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是故作隐约朦胧。“余既博观乎天下”以下四句，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能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欷歔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近，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道尽心中不平之气，骂尽当时的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道尽心中愤懑之情，骂尽世上庸俗之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若断若续，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不能道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道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又从田横的失败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道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表明田横的失败与道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所道之士皆贤，而田横失败，惟归之于天命。但是韩愈以“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两句，力挽山河，否定天命。而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而肯定了田横的“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者不能做到“义高能道士”。因此与其说此文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文章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
当然，这是一篇祭文，最后道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以上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也是一个佳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