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