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游宴之作，系杜甫在临晋公主、郑潜曜附马之山林中的莲花洞中所受的款待而赞美之辞。
首联点出公主家园中洞内之景，颔联写公主家饮器之精美，颈联写洞中夏时景色，尾联用萧史弄玉典写饮宴乐事。全诗四联皆拗，奇景奇事，而以拗律出之，别开生面。
首联首句点出公主家园中洞内之景，“细烟雾”，幽深而又阴凉，为拗句。二句“留客夏簟青琅玕”，则为夏天宴客所陈列之竹簟，浑似青青的琅玕，极为凉爽宝贵。也为拗句，以拗救拗。
因首句为拗句，颔联承首联二句之留客。两句皆写饮器之精美，句法颇多变化。而其拗处，则在“琥珀薄”三仄声字，“玛瑙寒”的“瑙”字应平而仄，则为以拗救拗，成此拗联。颈联写洞中夏时景色，广阔高深。“过江麓”“霾云端”极写其清凉出尘，实为奇景。此联又为拗对，两句皆多平声字，下句三平落脚，尤为突出。
尾联用典，《列仙传》：“秦穆公以女妻萧史，日于楼上吹箫作凤凰。凤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随凤去。”以郑谷借指郑潜曜，杨子《法言》：“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句意为高楼下临郑谷，杂佩珊珊作响，风韵飘然，宛如仙界。饮宴其间，何等乐事。“压郑谷”“声珊珊”三仄三平相对落脚，尤显拗中声音之趣。
此拗体七律虽为杜甫早期之作，四联皆拗，出手不凡，为一良好的开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主家的莲花洞口幽阴清雅，飘着细细的烟雾；当此盛夏季节留我宴饮，坐在琅玕一样靑翠的竹席上。
薄薄的琥珀杯中斟满浓浓的春酒，碧绿的玛瑙碗里盛上寒冷的冰水。
草堂清凉无比，使人误以为正从江底通过，又好像沿着石磴凌风而上埋入云端。
自然这秦氏仙楼压过郑氏山谷，何况还时时听到珊珊的杂佩声响。
注释
郑驸马：指郑潜曜，为杜甫老友郑虔的侄子。杜甫还有其他多首与郑驸马相酬之作，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等。
夏簟：夏天用的竹席。此处喻竹。
清：一作“青”。
琅玕：珊瑚之类的美石。
堂：一作“屋”。
麓：一作“底”。
风磴：指山岩上的石级。
霾：同“埋”。
秦楼：指公主。《列仙传》载，秦公将女儿弄玉嫁给萧史，每日于楼上吹箫作风声。一日，有凤落于其屋，夫妇骑风而去，此用其事以比郑潜曜。
郑谷：《扬子法言》载，谷口人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动京城。郑子真，汉成帝时人。
这首诗当作于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初来长安之后。朱鹤龄注：“此诗乃天宝四五载归长安后作。黄鹤以驸马洞中与郑氏东亭为一处，误矣。”
这首诗为游宴之作，系杜甫在临晋公主、郑潜曜附马之山林中的莲花洞中所受的款待而赞美之辞。
首联点出公主家园中洞内之景，颔联写公主家饮器之精美，颈联写洞中夏时景色，尾联用萧史弄玉典写饮宴乐事。全诗四联皆拗，奇景奇事，而以拗律出之，别开生面。
首联首句点出公主家园中洞内之景，“细烟雾”，幽深而又阴凉，为拗句。二句“留客夏簟青琅玕”，则为夏天宴客所陈列之竹簟，浑似青青的琅玕，极为凉爽宝贵。也为拗句，以拗救拗。
因首句为拗句，颔联承首联二句之留客。两句皆写饮器之精美，句法颇多变化。而其拗处，则在“琥珀薄”三仄声字，“玛瑙寒”的“瑙”字应平而仄，则为以拗救拗，成此拗联。颈联写洞中夏时景色，广阔高深。“过江麓”“霾云端”极写其清凉出尘，实为奇景。此联又为拗对，两句皆多平声字，下句三平落脚，尤为突出。
尾联用典，《列仙传》：“秦穆公以女妻萧史，日于楼上吹箫作凤凰。凤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随凤去。”以郑谷借指郑潜曜，杨子《法言》：“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句意为高楼下临郑谷，杂佩珊珊作响，风韵飘然，宛如仙界。饮宴其间，何等乐事。“压郑谷”“声珊珊”三仄三平相对落脚，尤显拗中声音之趣。
此拗体七律虽为杜甫早期之作，四联皆拗，出手不凡，为一良好的开端。
这是一首怀旧之作。本词追忆早年初见美人时的喜悦与欢欣及今日物是人非的惆怅，在对比中抒发好景不长的人生感慨。词中以往昔“歌韵琤琮”、“舞腰乱旋” 的欢乐场面与今日“点检无一半”的凄清境况对比，抒发了强烈的人生无常的伤感之情。词中所写景物：池塘、绿水、阑干、香阶，均兼关昔今。物是人非，更兼日斜时暮，遂使词人汕然而生故交零落、人生如梦之感。全词以极优美的文辞来流露出词人关于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景物依然，物是人非的凄然感慨。
最折磨人的感觉，不是痛苦，而是惆怅的情绪；最令人伤感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景色依然，人已天涯云杳。“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古典的诗意世界，已经远离现实的生活。只希望那些梦里飘飞的花瓣，洋洋洒洒地永远飘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沉湎在回忆中，感觉人生是孤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寂寞的旅行，没有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所有的痛苦和美好，都终将随着岁月慢慢远去。云聚云散，潮起潮落。再回首，往事却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最后，还剩下些许淡淡的忧伤和回忆。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首诗首句写黄州的环境，次句写黄州的地理位置，是个人抒情。三、四句写决定终老黄州，三句言终老的物质准备，四句言朝廷官制上的更革，为自己的终老创造了政治条件。五、六句承“终老计”，谓对终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末二句继续表达上二句没有表达完的意思：作者希望每年的正月二十日，梅花再度开放。这里说的梅花再开，也隐隐约约地包含了希望朝廷起用的意思。全诗以温雅含蓄的笔调写政治失意之悲，愈觉感情沉厚。
苏轼初到黄州，住定惠院，后迁临皋亭，后又筑雪堂，家住临皋。首联的“淮南尽处村”，即指他在黄州的住处。“乱山环合”、“水侵门”、“淮南尽处”， 写出了苏轼住处的环境特点：乱山环抱，江水侵门，荒远偏僻。
苏轼在临皋亭筑南堂住家，又写下了《南堂》五首，其中《南堂》之四：“山家为割千 房蜜，稚子新哇五亩蔬。”颔联中的“五亩“可能指临皋的“五亩蔬”。说自己在南堂住家， 有田里的五亩蔬，可以逐渐为终老作打算了。为什么想在黄州终老呢？因为朝廷已经不用他 了。“九重新扫旧巢痕”，暗指当时王安石革新官制，苏轼曾任职过的史馆被撤除。陆游在《施 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解释这一句说：“昔祖宗以三馆（按：弘文、集贤、史馆三馆，负责藏 书、校书、修史等事）养士，储将相才。及元丰官制行（按：王安石改革官制），罢三馆。 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
三联承“终老计”说，“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轼说要终老黄州，不只是跟江边的沙鸥混熟了，还觉得来的次数多了，他钓鱼所坐之石也觉变暖了。这首诗说与鸥鸟已熟，钓石已温，含有甘心退隐，忘掉其他想法的意思。
他虽说要终老黄州，但还忘不了朝廷，所以又说：“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长久与东风约定，到了正月里，梅花的香魂先返回去，梅花再一度开放。即他希望自己能再回朝廷，宋神宗能再用他。唐末诗人韩偓有《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一诗，韩偓认为虽被排挤到湖南，但想着唐昭宗了解他，还能再起。梅花的花朵通体像玉，湖南梅花一冬两次开，第二次开好比魂的返回，意即希望他能再回朝廷。苏轼诗的末句即化用韩偓诗意，浑然无迹。王文诰注：“公《历陈仕迹状》云：‘先帝复对左右，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此段语意适当其时，正此句之本意所谓‘暗香先返’者也。”神宗有起用他的意思，故称“与东风约今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
这首诗情意温厚，用思雅正。陈衍《宋诗精华录》认为这首诗有《诗经·国风·邶风·旄丘》之意，《旄丘》有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小序》说；“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贵于卫也。”责怪卫侯为何这么久不来救黎侯。可是苏轼的诗只说自己习惯于这种隐居生活，没有一点责怪的意味，显得更其温柔敦厚。又说“渐成终老计”，如同这是他自己的打算，不说被朝臣排挤陷害，只说“九重新扫旧巢痕”，朝廷有新的作为，也很含蓄。他希望能够归朝奉职，这种希望在诗题里只说“复出东门”，含有寻春的意思，这个春天，即“暗香先返玉梅魂”，指梅花在正月里落后再开，比喻他在罢斥后能再回朝。
这首诗是借落叶以慨叹身世，紧扣落叶着墨，即景生情，寓托自然。
首句用落叶惊秋的形象，比喻诗人于家国破亡后的景况。此诗开头用个“早”字，便给了读者以好景不长的暗示，这个“客”字，使我们联想起南唐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尽管孔绍安和李煜的时代相距近四百年，各自的地位和处境也不完全一样，但其飘零感是类似的。末两句叙诗人怀恋故国的感情。它仍然采用比兴手法，紧扣落叶着笔。 “翻飞二字，竭力形容诗人内心纷乱而又身不由己的神情状貌，可谓贴切。
全诗通过巧妙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描写入秋落叶所引起的游子思归怀乡之情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惊，惊恐、惊讶。客心，飘泊异乡的游子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