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传天上九成乐，月映楼前万树灯。
醉捧玉觞疑梦寐，静临丹槛似飞腾。
因观谢守窗中咏，自愧灜洲是滥登。
风传天上九成乐，月映楼前万树灯。
醉捧玉觞疑梦寐，静临丹槛似飞腾。
因观谢守窗中咏，自愧灜洲是滥登。
上片先从春游说起。我们的女主人公因为良人离家远行，无心绪去风光旖旎的西湖春游。“一春不识”，涵盖了整个一个春天都未出游；而“不识西湖面”则把西子湖人格化了。“翠羞红倦”乃“羞翠倦红”之意。这位少妇本来是花容月貌可以与绿叶红花匹敌的，但因心绪不佳，面色无华，因而羞见绿叶，倦赏红花。这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表现了女主人公郁郁心情。
接下来。词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表现她的情绪：“雨窗和泪摇湘管，意长笺短”。在下着霏霏细雨的窗前，这位少妇在给良人写信，她含泪摇着笔管将自己的情思倾吐在纸上，然而意长笺短，言不尽意，心中的万语千言只能略表一二。这里的“湘管”是指笔管乃由湘妃竹所制。相传大舜南巡不归，其二妃娥皇、女英（帝尧之二女）日夜哭泣，泪洒于竹，竹尽成斑。因而“湘管”也包含悲苦、垂泪之意。“雨窗和泪”已够悲矣（天泪与人泪合一），再加之湘妃之泪，三泪交融，少妇心境之悲表现尽矣！这是第二个层面。
下片前二句乃第三层面：少妇之心惟有雕梁之上的燕子理解。这表现了女主人公是寂寞的，空房只有燕子相伴；同时也说明女主人公是贞洁的，她从不招蜂惹蝶，每天和她在一起的只有梁上燕；再者表明孤高的、内向的，她不与凡人为伍，只与紫燕为友，向它倾诉心曲。
最后两句展示了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第四个层面：她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她把自己的哀怨诉诸其弦：她怨时光的流驶，红颜的短暂，希望春光较长地留在人间；然而东风无情，它不管琵琶的哀怨，仍吹走了春光，把落花吹得满地都是。这落花岂不是自己青春的象征吗？她哀叹自己的美丽年华就这样在离愁别恨中匆匆凋零，等闲消逝……
“西湖”──“湘管”──“梁燕”──“落花”，词人就是通过这四个意象段，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描画出一条具有个性特征和特定情境的人物情感律动线。
《琐窗寒》一名《锁窗寒》，双调九十九字。前片十句，四仄韵；后片十句，六仄韵。据近人杨铁夫《梦窗词笺释》中说：“题标‘玉兰’，实指去姬，诗之比体；上阕映合花，下阕直说人，又诗之兴体。”“梦窗一生恨事全见。”
“绀缕”三句，状玉兰的叶与花形。“绀缕”，“绀”，即天青色；“缕”，凡是细长的东西，都可叫缕，如柳缕、烟缕。“绀缕”即是天青色的玉兰叶。“汜人”，“汜”，《楚辞·卜居》：“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乎。”注：“汜，一作泛。”，“汜人”，即是浪迹天涯之人。此处是说：天青色的玉兰叶重重叠叠似美人的云鬓堆砌，玉兰花白玉般的色泽，又似美人洁白的脸腮。像这样美丽的花儿，即使是如我这样一位四处羁游，见多识广的人也是初次见识的。另据沈亚之《湘中怨》词：“垂拱中，太学生郑生乘月步洛阳桥.以桥下有哭声，见一女子，挟归与居，号曰‘汜人’。又周密题赵子固《凌波图》词“经年汜人重见”。又纪文达诗“无复江中见汜人”。杨铁夫按：此以玉兰喻姬，故起即用“绀缕”、“清腮”等字掩映，仍恐未醒，更用“汜人”点晴。此初见钟情，则当时事实也。“蛮腥”两句，闻香生感。“蛮腥”，指长于南国的玉兰的花香。“海客”，喻浪迹四方的人，即词人自称。此言玉兰花的清香扑鼻而来，充斥四周，然而浪迹天涯的“我”闻花香反而触动起一种感伤的情怀，所谓“感时花溅泪”，就是这种环境与心情的反差。“渺征槎”两句，借物喻景。“槎”，竹木编成的筏，这儿引申为船只。“上国”，即当时的南宋都城临安。此言远行的船帆，依靠空中高风的帮助逐渐离去。同样，玉兰花的清香在这都城中一定会受到人们充分的赞赏。这两句其实是紧接上句的感慨，暗示自己在这儿是事业坎坷，生活凄凉，而美丽心爱的苏姬又远离词人，去求寻自我发展。“□遗芳”三句，缺一字，据上下词意推测，似为一“想”字，以领起之。“骚畹”，《离骚》有“余既滋兰之九畹” 之句， 这里借用其意。“畹”，古代地积单位，王逸《离骚》注：“十二亩曰畹”。此言词人追想玉兰花在凋谢之后必将失去它的本来面目，但是返归属于《离骚》中的花魂，定将以“清水出芙蓉”的天然面目深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上片赏花有感。
下片由花联想到人。“一盼”两句，词人从眼前的玉兰想到如花般美貌动人的苏妾，如果能使她回眸一顾，词人将不惜轻抛千金。然伊人已离他而去，再求“一盼”，无异幻梦。“又笑伴” 两句，回想从前两人聚首之时。“鸱夷”，是越灭吴之后，范蠡归隐五湖所取的别号——鸱夷子。“笑伴”者，西施也。这是用范蠡和西施优游吴地故事，比喻自己与苏妾曾在吴城亲密的相处过一段时期。“离烟”两句，叹目前。言现在自己与苏姬两人已如烟四散，似水流失，各自东西，惟剩几多离恨别愁。又如这南国玉兰，将零落成泥，离去的苏姬再也不可复求。“比来时”两句，见花思人。此言词人见花伤情，眼前玉兰花香虽是薰袭骨髓，然而见花却自然忆及过去共同赏花的苏姬，今花在姬离，想到那自己的第二故乡——苏州，以及还留住在那儿的去姬，当然是越发悲伤，憔悴不堪。“最伤情”两句，遥接上片“凄惋”作结。前句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诗意。第二句亦有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及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两句的意境。两句言自己在临安最为伤情的是随着秋风的来临，又要送别亲友，这种离愁别恨使他日渐消瘦“衣带渐宽”。“佩”，即身上的腰带。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