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诗中虽写炎热盛夏，却句句显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悠闲旷达，虚怀若谷的心境。

　　诗的前三句着力在炎热的夏天描绘出一派清幽的世界，以衬托午睡的舒适。

　　第一句写午睡的场所，“深深”说明别院深幽寂静，因为寂静，而感到了“清”，体现出物我之间的通感，使人直观地感觉到在这里午睡的宜人。

　　第二句写院外的环境。院内屋中是一味清凉，窗外榴花盛开，透过窗帘，仍能感觉到它艳丽的色彩。可以想象，诗人躺在席子上，榴花映照屋内，颜色柔和，带有催眠的作用。

　　第三句把上两句所说加以综合，点出中午这个时间，说庭院深深，午时也绿阴遍地，凉意沁人。通过上面三句，午睡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可接手写午睡了，诗却一下跳开，直接写梦醒，用笔灵活。梦醒后宁谧，又通过不时传来断续的莺声来反衬。睡醒后恬静舒适，睡觉时恬静舒适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诗人想表现的“夏意”。

　　全诗四句，围绕午睡写。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后，不直接写午睡，而午睡已包含在其中，用笔活泼跳脱。诗又句句切合夏日，不断利用色彩来表现景物，表达诗人满足的心情，与夏午本应给人的炎热与压抑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表现手法尚有三点可注意：

　　笔致轻巧空灵：写庭院，落墨在深深别院；写榴花，则施以帷帘；写绿树，从清阴看出；写黄莺，从啼声听得，句句从空际着笔，遂构成与昼寝相应的明丽而缥缈的意境。

　　结构自然工巧：诗写昼寝，前三句实际上是入睡前的情景，但直至末句才以“梦觉”字挑明，并续写觉后之情景。看似不续，其实前三句清幽朦胧的气氛句句都是铺垫，而“日当午”一语更先埋下昼寝的伏线，待末句挑明，便觉悄然入梦，骤然而醒，风调活泼可喜，避免了质直之病。

　　风格清而不弱。唐代常建的《题破山寺后院》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形象与此诗一二句相似，但常诗写出世之想，寂灭之感，这首诗洒脱不羁。欧阳修称舜钦“雄豪放肆”（（祭苏子美文》），故虽同写清景，却能寓流丽俊爽于清邃幽远之中，清而不弱，逸气流转，于王、孟家数外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为悼念亡妻昭惠皇后周娥皇而作的悼亡诗。此诗写出了作者见物思人，回忆起妻子生前弹琵琶的样子，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的无限思念之情。全诗巧用想象、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描写细腻，生动感人。

　　首琵琶是周后的公公李璟赠给周后的，是李璟对儿媳超凡绝伦的弹奏艺术的奖赏，是周后生前的心爱之物。其次，它是周后临终前赠给丈夫李煜的绝别之物，是周后音容笑貌的化身，李煜对此珍重异常。

　　看见爱妻生前喜欢的琵琶，李煜自然就想到爱妻生前演奏琵琶的模样，她肩细如削，身上的丝带索索作响，让人沉醉。“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这两句对妻子弹奏琵琶的描写十分细腻，犹如人在眼前，琵琶声声声入耳。

后两句诗尤其富有意味。“天香留凤尾”是实写，写诗人确确实实嗅到了琵琶上爱妻的余香；“余暖在檀槽”则是虚写，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恍惚之间，李煜感到爱妻仿佛刚弹奏一曲，琵琶上还残留她的余温。檀槽上其实不可能有余温了，但李煜忽觉此情此景才刚刚发生，事实却是这水不可能重来。泪雾散去，出现在诗人眼前的只是这冰冷的琵琶，真情由此而出。

　　妻子死后，人去楼空，睹物思情，寻常的小物件也能勾起往日的绵绵情思。可以想象，他独自一人拿着琵琶，轻轻抚摸，那琵琶上似乎都还遗留着妻子的芬芳和温暖。李煜用非常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无尽的哀思，无一句谈及思念，而思念已在细节间展露无遗。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