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
上片描写春至夏的自然景象。开头“分手柳花天”两句，追记作者和史蘧庵分别时的情景，起两句不是单纯看作描写春日穹怎飞舞的自然风光，而是借咏柳花以抒离别之情。“转眼葵肌初绣”两句，画面由春日的风光变换成夏天的景象，“葵肌初绣”形容初开的向日葵花，犹如绣成的一朵美丽的鲜花，词人从分别到归来，转眼之间，不觉过了一个季节，春光已消逝，夏日早降临，一株株向日葵绽开了花朵，而庭院栏干转角处的红花正在盛开。上片侧疏于写景，但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感情没有透露，这就构成下片抒情的重点。
下片抒发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话音一转，即由时间的流动写到时事的变迁。换头“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两句抒情，“吾徒犹昨”是指作者与史可程辈依然如故，他们两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有着共同的侘傺身世遭遇，尤其是陈维崧入清后，长期不得志，饥驱四方，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他曾在《贺新郎》词中感叹：“自古道，才人无命。”所以这里的“只吾徙犹昨”一句蕴含着怀才不遇的高级牢骚，不过措词宛转，没有直率地表达出来。
结尾“话到”两句，纵笔抒怀，而在景中寓情，感慨不尽。英雄失路，反映了作者长期不入仕宦的压抑心态，他曾在《贺新郎》词中写过“话到英雄方失志”的句子，可见这种不得进身的悲愤已积淀在他的心灵深处，并非一时信口的牢骚。末二句以煨结情，合思深沉，从平叙中显示出一股内在的感人的力量。
其一
其一是回忆情人晓镜中残妆慵懒的可人情态。诗人同韦丛结婚，二人恩爱无比，这首诗是“思”情人一夜恩爱晓起后残妆慵懒的动人情态。诗人不直接去抒写，而是“自爱残妆晓镜中”的情人，残妆晓镜中的她，钗环参差不齐，绿色丝缕丛杂不整。很快日出东方映照面颊红如一绿胭脂，脸庞肌肤红润柔腻好像要立即融化消溶一样，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明丽动人娇媚的风姿。
其二
元稹这首诗的一、二句，也给人以超凡绝尘之感。碧山清泉漫流，万树桃花掩映，已非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小家碧玉，楼中丽人定是美艳绝伦的仙姝无疑。置景由远及近，敷色自浅人深，焦点渐次凸现，为人物登场设置了悬念及具体环境氛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如果两者与规定戏剧情景浑融，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绝佳艺术效果。
三、四两句推出人物，工笔细描闺中“画眉”故事，对照着笔，角度则从一方眼中写出，此亦有助于丰富潜在的戏剧因素与人物心理层次。“闲读道书慵未起”，“道书”不管是致用明道的儒家经籍，或是羽客仙心的方外秘篆，“闲”字传神地刻画了心不在焉的可笑情态，是一层深曲对比；“慵”既描述一方眼中的楚楚可怜，又流露无限呵护挚爱深情，是二层深曲对比；风光旖旎的闺房之乐出以如此潇洒高雅笔致，是三层深曲对比。“水晶帘下看梳头”也有许多曲折：水晶帘与美人妆，一层；情人眼里看与被看，又一层；好景不长，水月镜花，则更深一层。苏轼《江城子》词云：“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同样以“乐境写悲哀”，同样表现对亡妻死生不渝的深长思念，同样打破并浓缩了时空界限。所不同的是，苏词托之以梦，入而即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元诗则沉浸一往情深的回忆，仿佛在银幕“定格”，痴看而竟不知所以了。水晶帘下看梳头”感性的神往，都能引导读者走向真善美诗境，从而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与美学意义。
其三
这首诗运用了暗喻的手法，首二句写著压的红罗总是追逐新颖的花样，就好像别的女子总是一个比一个动人。绣着秦吉了花纹的轻纱染上了迷人的酒曲一样的嫩色，你不要说纱太薄，因为只有这样的纱才是最好的。正是因为亡妻韦丛典雅淡泊，贤惠端庄，诗人才把她比作经纬稀疏的纱布才是最好的，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却也只有深情者才能才能表现出这种天长地久的真挚。
其四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巧比曲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已经失去的心上人的深深恋情。它接连用水、用云、用花比人，写得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
“难为水”、“不是云”，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说明“懒回顾”的原因。元稹生平“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赞元稹语），是尊佛奉道的。另外，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专心于品德学问的修养。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学也好，对元稹来说，都不过是心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半缘修道”和“半缘君”所表达的忧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说“半缘修道”更觉含意深沉。
其五
“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春天里百花齐放，诗人偏偏摘了绿白色的梨花送与自己的妻子，那个皮肤洁白如玉的女子。春天百花争奇斗艳，诗人摘了梨花，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子不像其她女色，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就好像那洁白的梨花，静静地在枝头绽放。可是，妻子已经过世，满树的梨花凋谢了，只剩下绿叶，孤零零地度过残春。诗人把运用比喻的手法，把梨花比作妻子，自己比作绿叶，抒发了对亡妻的无尽怀念。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