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七首，是渔翁张稍所唱。
这首词的上片四句，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一副月夜江天的优美画面。红色的蓼花，黄色的芦叶，辉映着月光，沐浴着江风，江水中的星星闪闪烁烁，营造了一种清幽、辽阔的意境，而且富有碧感。词的下片四句，则是描述了渔人撒网，垂钓的乐趣，得到鱼后便烹煮起来，味道特别鲜美。有鲜鱼，有从酒馆里带回来的美酒，便可以笑傲江湖，游戏人生，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了。这首词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给人以一种潇洒出尘之感。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