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诗人对妙龄歌女留恋惜别的心情。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聚首如胶似漆作别却像无情;只觉得酒宴上要笑笑不出声。
诗人同所爱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感情是千头万绪的。“多情却似总无情”,明明多情,偏从“无情”着笔;着一“总”字,又加强了语气,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诗人爱得太深、太多情,以致使他觉得,无论用怎样的方法,都不足以表现出内心的多情。别筵上,凄然相对,像是彼此无情似的。越是多情,越显得无情,这种情人离别时最深切的感受,诗人把它写了出来。“唯觉樽前笑不成”,要写离别的悲苦,他又从“笑”字入手。一个“唯”字表明,诗人是多么想面对情人,举樽道别,强颜欢笑,使所爱欢欣!但因为感伤离别,却挤不出一丝笑容来。想笑是由于多情,“笑不成”是由于太多情,不忍离别而事与愿违。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态描写,把诗人内心的真实感受,说得委婉尽致,极有情味。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案头蜡烛有心还惜别;你看它替我们流泪流到天明。
题为“赠别”,当然是要表现人的惜别之情,然而诗人又撇开自己,去写告别宴上那燃烧的蜡烛,借物抒情。诗人带着极度感伤的心情去看周围的客观世界,于是眼中的一切也都带上了感伤的色彩。蜡烛本是有烛芯的,所以说“蜡烛有心”;而在诗人眼里烛芯却变成惜别之心,把蜡烛拟人化了。在诗人眼里,它那彻夜流溢的烛泪,就是在为男女主人公的离别而伤心了。“替人垂泪到天明”,“替人”二字,使意思更深一层。“到天明”又点出了告别宴时间之长,这也是诗人不忍分离的一种表现。
齐梁之间的江淹曾经把离别的感情概括为“黯然销魂”四字,但这种感情的表现,却因人因事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这种感情本身,也不是“悲”、“愁”二字所能了得。杜牧此诗不用“悲”、“愁”等字,却写得坦率、真挚、道出了离别时的真情实感。
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夜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愁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多,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夜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深。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深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深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深。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伤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愁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