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注释家都称赞此诗“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如明月峡、黄牛峡也曾被列入三峡中，在杜诗中也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通常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皎皎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皎皎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大致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出刻板的解释。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这首《即事》诗的第二句未必就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皎皎”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明诗句“皎皎川上平”，即为例证。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彼时彼地忽晴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场面。
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杜甫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沾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或谓在实际吟唱时，杜甫此诗中“百和香”的“和”字当读仄声。可备一说，可惜未见训诂文献根据。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狈形状。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这才真符合它的“性格”。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但隆隆雷雨中不一定有燕子飞翔。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宕开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早在阴铿《渡青草湖》诗中就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渡青草湖》诗的启发。峡中的风景图画是壮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宕开作结更显得情景交融。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第二联本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格式，却作了平起格式，这样就构成首联、颔联和颈联都作平起式。首句末三字作“平仄平”，由于此诗首句取平起式，也就呈现所谓“孤平”现象，也属拗句。大凡细检唐代著名诗人近体诗，这类拗体大致自成一格，尤其首句末三字作“孤平”，不时可见，或许自有其规律在，当也不害吟唱。
这首词通过描写钱塘江潮的气势，及其与历史潮流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追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时代变革的理智认同。在艺术特点上，作者加入了西方哲学思想，但仍然保留了传统词的感发力度。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几句，是套用纳兰性德的“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珏”。纳兰那首词本来是用来悼念亡妻的，王国维却把这个“辛苦”拿来形容江潮，一开口就给了江潮人的感情。“日日西流”是写潮起，“日日东趋海”是写潮落。但那“西流”的势头是不可能持久的。
“两岸越山澒洞里”的“两岸”曾作“终古”。是为了避免与前面的两个“日日”重复，因为前面的日日就有终古如此的意思。“澒洞”是形容大潮来的样子，就如同人们常说的山是永恒的，水是无常的。这是对钱塘水潮的描写。
“说与江潮应不至”是王国维对潮神同情的劝告。王国维在这里讲诉了一些事实，多少历史朝代都成了过去。关于越国必然灭吴的预言固然成了现实，可是越国后来不是也被灭掉了。楚平王死了，伍子胥还可以鞭打他的尸体泄愤，而吴王夫差花费巨大财力修建姑苏台成了麋鹿游戏的荒野，一代人的是非恩怨纵然轰轰烈烈，但与永恒的大自然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灵胥抱愤终何是”一切的成败都是相对的，不要指望那么一天讨回一个绝对的公道。
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的感情和理智实际上也像光泽的钱塘江潮水一样，一个西流，一个东趋。他的感情赞美潮起西流的悲壮，他的理智认同潮落东趋的结果。而这种潮起潮落的意象，正是作者内心矛盾冲突的形象化反映。这首词虽然也有悲观忧郁的色彩，但更以激情与义愤见长。它确实包含有哲理的理智，但它的形象和议论中都带有极强烈的直接感发力量。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
此诗的开头就写少妇在闺离愁思远人，忽得来信，报道丈夫仍滞留交河之北。其实不必一定要信来，信也不会由春燕捎来，春燕从南边海上归来也不可能带来极北的交河的信，这些都是虚拟，甚至是不合理的虚拟，只是借以画出闺离思妇“愿为双鸟泛离洲”的遐想而已。诗的场景是在少妇的闺房，全诗充满渲染闺房里的景况和闺离独处的哀怨；并以想象离的征夫的处境“君边云拥青丝骑”、“晓吹员管随落花”和眼前闺离的光景对照，点染出少妇的魂驰塞外。日暮（日将歇）以后，明月高照，兰堂之离，帘箔帷幄上触眼是象征恩爱的“同心结”、“连枝锦”；这些予人以温馨感的饰物在度日为年的漫漫长夜的刻漏声离，对“灯烛荧荧照孤寝”的人构成了喜与悲的极大反差。这一切都是由于迢遥的空间的睽隔，从距离又转念，纵使有使节往来，顶多也能为心上人剪制一个相思枕以寄怀想而已。接着“摘尽庭兰”，又重申远别忧伤之意，《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一首，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心终老”的咏叹，藉着记忆，人们立即能体会到思妇的幽怨之情，只有以泪洗面，任红巾染满氤氲的泪渍了。结以“愿作阳台一段云”，如神女行云似地以梦相随，更把思恋之情推到了极致。全篇有人有景又有心情刻画，倍极缠绵悱恻。
明人胡应麟认为此诗有初唐格调，大概是因为初唐诗人写闺怨的诗极多，如王勃亦有《捣衣》，沈佺期有《独不见》、《杂诗三首》其三（“闻道黄龙戍”）等，但初唐诗人的闺怨诗虽沿袭了梁、陈诗风的绮丽，却少反复叮咛的绵密情致。情致不至，作家本人投入的就不多，所沿袭的绮丽的诗风就更加突出。李白这篇虽也绮丽有余，却刻写真切，层层深入，情景交错，经得起唱叹，因此在绮丽离别有丰满和蕴蓄；而且抒情离以刻画人物的叙事为首架，上追汉魏人的乐府风骨。其实和初唐人的闺怨诗是大有区别的。结句的怨而不怒，更具有传统诗评的所谓“风人之旨”，与沈佺期《独不见》之类的徒诉哀怨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