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述农桑丰饶之年,一个农家各有分工共同努力从事紧张劳动的欢悦情景。诗歌刻画这家三个媳妇的不同个性及其在繁忙时刻的不同表现,并表达了农民对农业不断获取丰收的愿望,以及对改善生活的追求。全诗风调纯美,情趣盎然。
全诗可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由农时人笔,写夏麦上场,春蚕出筐,这正是田家大忙的时节,恰好又是风调雨顺,“阴晴随意”。麦收过后,新秧又已泛青,只见那夫妻双双在田地里忙碌。这真是农家难得的好时光。这一层作者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出了田家不误农时的勤劳和劳动的热情,赞叹之意已包融在字里行间。
第二层集中笔墨写农家三妇。在蚕已作茧、蚕事正忙之时,大妇绕丝,中妇织帛。中妇年轻,忙里偷闲,不时还要用胭脂打扮一番,比不上大妇操劳顾家,忙得连吃饭都不能及时,一直辛苦到蚕事结束。小妇刚刚过门,不好就让她辛苦,
只是陪着阿婆玩笑度日。这田家辛劳而又和美的情景,是通过家中三位媳妇各自不同的神态举止表现出来的。这里的笔法与辛稼轩《清平乐》词“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相似。辛词依次刻画人物以赞美农家的劳动生活。陈诗则从农家妇女来落笔,排行地位分明,神情各异,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的情趣。第三层写对明年继续得到好收成的祝愿,“剩贮二麦饶丝绵”,农家希望辛苦劳动能结出果实。作者在全诗的结尾,又补写一笔“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小妇今年是新嫁娘,理当照顾,明年就应该减轻大妇的负担,让她去陪陪阿婆了。
作者在这首古诗里反映了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一家的辛勤劳动生活,也写出了劳动之家纯朴和美的家风,以及获得丰收的喜悦和愿望。作者的赞美田家之情是以质朴真切而又饶有情趣的笔触表现出来的。
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情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情,景物含情,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没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人,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人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没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人的长途跋涉,甚而使人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人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人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人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人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
这是一首感怀境遇身世的悲秋之作。
“垂杨风雨小楼寒”,寒冷的风雨、东摇西摆的垂杨、孤独寂寞的小楼,诗的开始就营造了一派凄清悲凉的气氛。一个“寒”字,不仅交代时令是乍暖还寒的早春,还透露出诗人沐风栉雨时的身寒心也寒。春日西湖,垂杨毵毵,有些风雨,本来可以使湖山增色, “山色空濛雨亦奇”,可是如今这风雨摧折着垂杨,显得十分凄寂。诗人栖身于临时租赁的小楼中,直觉寒气逼人,再加上此时诗人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社会生活,使他不自觉地与宋玉的《九辨》相对照,自然引出“宋玉秋词不忍看”之句。《九辨》的悲秋氛围,《九辨》中宋玉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使诗人找到了感情上的契合,惆怅黯然,不忍看。而“不忍看”,首先是无心看。任宋玉的华词丽藻、精思巧构,也激不起鉴赏的兴致。其次,“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容易了触动姜夔自己的愁思——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潦倒的伤感。由春风写到秋词,实是为“寒”注明在于“愁”。
“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万里青山”极言天地广阔,“无处隐”与之形成极大反差。这既切火灾后的无处安身,又暗射天地之大却无容身之地意。隐不得,又归不得。可叹到了垂老之年,还漂泊在京城。而这正是诗人心中致命的隐伤。年已半百,操劳一生,飘零一世,辛辛苦苦,到处奔波,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个容身之所都失去了,这真可以说是人生莫大的失败和悲哀了。姜夔自幼随父宦居汉阳。每当他漂泊异乡遇上某种契机,便自然怀乡念旧,“听得秋声忆故乡”,见了春花也思家,在这“风雨满人间”的境遇中,更激起无处安身的悲慨。
这首诗虽然紧切寓所被焚寄居旅舍的事情,实是借此抒发了平生不得安处的感慨。姜夔词名盛于诗,而诗之高妙有时实不在词下。因他不仅有诗的写作实践,且有理论概括,著有《白石道人诗说》。即如此篇,一、三两句语意径直,但不致“雕刻伤气,敷衍露骨”,乃在于第二句力挽第一句之意,尤其末句的一“老”一“客”两意,把第三句的从空间上说的意思更为深进,确乎做到了“小诗精深,短章蕴藉”、“篇终出人意表”,因而通篇血脉贯通,韵味丰赡。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上片写自己泛舟颍河时触景生情,下片写月出波心而生的感慨和思念之情。全词委婉深沉,清丽凄恻,情深意长,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之情。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上阕起首两句描写了作者泛游颍河所见到的景致。颍州有颍河汝水,最终汇于淮河之中。“霜馀”两字交代作者到颍州时正值深秋,秋高天旱、草木枯萎,颍河也失去了春夏时期波澜壮阔的气势,温婉细流涓涓而下。水声潺潺,在作者听来,如怨如慕,恰恰吻合他此时思念恩师的心情。将河水拟人化的写法,更显得情真意切。
“佳人尤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通过写颍州人对于欧阳修的怀念,表达了词人自己深切的思念。其中有人生如梭的慨叹,时间如同闪电一样快速逝去,只有像欧阳修那样为人、为政、为文,才能够长久得被人们铭记。欧阳修在颍州期间,颇有政声,建树多多,深得当地父老的敬重与爱戴。颍州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作出的贡献,不但世代传唱他在颍州创作的诗词,还立祠以表怀思。四十三年转瞬飞逝,而恩师也已驾鹤多年,作者不由得慨叹时光无情,对先师的怀念有增无减,令人动容。
下阕体例与上阕基本一致,均为由景及情,前面两句写颍河的晚景。“草头秋露流珠滑”,深秋的晚上,已经开始降下露水,露珠晶莹剔透且圆润光滑,但却不能长存。“三五盈盈还二八”点明月亮阴晴圆缺的状态。南朝鲍照有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南朝萧统《文选》为其作注释日:“二八,十六日也。”在这首《木兰花令》里,词人以露珠的流逝与月亮的圆缺慨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也是对前文“四十三年如电抹”的诠释。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作者全词结尾处将主旨进一步明朗化。四十三年过去了,现在能记得醉翁的人还剩下几个。恐怕只有作者与这倒影在西湖水底的明月。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西湖月能“识翁”,含蓄写出欧阳修在颍州时常常夜游西湖,用西湖见证醉翁在颍州的所有功绩。
苏轼少年求学京城,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后来两人又政见相同,诗文相和,成为忘年之交。在苏轼的人生中,欧阳修对其行文、为政、处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如此,作者的慨叹与思念才显得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而此词更出彩的一点,在于词人将内心的真情揉碎于水光月色之中,缠绵悱恻,娓娓道来,氤氲进人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