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三到寺，一度一题诗。
蜗篆避书壁，松钗落砚池。
夜寒砧杵动，归思鬓先和。
三年三到寺，一度一题诗。
蜗篆避书壁，松钗落砚池。
夜寒砧杵动，归思鬓先和。
杭州西湖外的葛岭、宝石山，统称北山，是杭州一大景区。杨载在四十岁以前，常居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篇，本诗就是其中被选家注目的一篇。
杨载作诗，锻字炼句，是很下功夫的； 这首七律，在格局上并无特异之处，可观的全在于措辞的刻意求新，不肯从俗从熟。首联第一句“愁耳偏工著雨声”，把老是听闻忧愁之声的双耳称为“愁耳”，已经很精炼了；把爱听称为“偏工”，更觉生动，显得这“愁耳”很有性格，于听雨这事格外精工，超乎其他功能（偏，出乎寻常之意）。但是这二者还都不及一个“著”字更见诗人的功夫——既然“愁耳”“偏工”于听雨，那么它听起来也不同往常，是紧紧地附（著，附着）在雨声边；这雨声，也仿佛不是落在窗前户外，而是擦耳而过！这是贯注了多少劲力才炼出的一字啊！没有这一字，便不足以匹配前四字；而诗人写下四字在前，就势必要求有一更奇之字紧随在后：看来，诗人是处处在为自己出难题，而时时为解出难题而自得。
“好怀”，指对美好事物的怀思、眷恋。诗人素爱美景，时常惦记着不要误了游览的时机、辜负了大好山色空自寂寞；现在想到雨中北山定别有情趣，自然更不能不一往了。于是，首联虽然只写到“常恐负山行”，但诗人的闻雨上山，已包含在内，诗的颔联，也就能直接写山景了。“未辞花事骎骎盛，正喜湖山淡淡晴。”“未辞花事”就是“花事未辞”，因对仗的关系作了倒装。暮春三月，正是杭州最艳丽的时节，因此，虽然有蒙蒙细雨，也不能令千树桃花万枝柳起推辞为春天作妆点的念头，花枝们仍然在迅速地走向繁盛（骎骎，原意是马的疾行，引申为迅速）。有这许多护春使者在争奇吐艳，西湖上自然是晴山灿烂，即使是在雨中，从北山上鸟瞰下去，这晴山也不过淡了一点而已。这二句里无一“雨”字，却句句都与雨有关，写出的恰切不过的雨中北山之景，笔法真可算“空灵”了。“未辞”和“正喜”，看似闲笔，其实正起着活跃诗句的作用；前者使百花也具有像“愁耳偏工”一样的、不肯推辞走向繁盛的独特性格；后者则道出了诗人的性格。既是具有“愁耳”的人，过分的艳丽自然不谐他的心情，淡淡的晴山才正合他的口味。总起看来，这二句可算本诗中可摘的佳句了。
颈联中的“幽栖吾欲”，也是“吾欲幽栖”，因对仗的原因而作了倒装，游程过半，诗人疲倦了，但在山寺中休憩，也不肯放过访僧问道的机会；幽静的丛林令人爽心愉快，他也起了栖居之念，不肯回归喧闹的城市。这二句，字眼倒没什么突出，但排列得相当紧凑。另外，每句都有一个转折，对仗时非但字面工整，且把转折的意思也两两相对住了、“客”、“吾”二字万可见到，故用“客”字；“欲厌”是心理活动，非“吾”不能道之。这些小巧之处，也体现着诗人的功力和苦心。
尾联中，一个“盘”字又很耀眼。此时诗人大概走到了北山的另一侧，田野的庄稼果树给雨洗得葱绿，预示着一个收获季节又来到了，也令诗人想起去年离家时，家乡也正是这个情景，一年过去了，自己的收获季节在何时呢？这些，都是常见的景象，常有的感慨，就像湖上的晴山一样是“淡淡”的。但有了一个“盘”字，诗句就顿时活跃，夹在大片桑林麦田中的樱桃树和春笋，从北山上望下去，它们婉若游龙、盘错迂曲，非但显得自身的生动，也消除了桑麦大块的单调。这句仍是俯看之景，因此，全诗都牢牢地罩在“游西湖北山”的题目里。
西湖是天下奇观，但这首诗里，我们感到的“奇”，不在奇景，却在奇笔。写奇景恐怕不免与前人撞车，这是后起的诗人最抱憾的事；但若能振起奇笔，还是能证明自己无愧于“诗人”称号的。看来，杨载非但是用功的诗人，也是有志气的诗人，就算是在矗满着名家之笔的西湖上，他也有胆量插上自己的独特的一笔。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