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蝴蝶为吟诵对象的咏物词。
开头两句写双双对对的江南蝴蝶在傍晚的阳光下翩翩飞舞。“身似何郎全傅粉”,《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此句以人拟蝶,以何郎傅粉喻蝶的外形美。蝶翅和体表生有各色鳞片和丛毛,形成各种花斑,表面长着一层蝶粉,仿佛是经过精心涂粉装扮的美男子。“心如韩寿爱偷香”,据《世说新语·惑溺》与《晋书·贾充传》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为司空掾。充少女贾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通音问,厚相赠结,寿逾垣与之通。午窃充御赐西域奇香赠寿。充僚属闻其香气,告于充。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此处也是以人拟蝶,以韩寿偷香喻指蝴蝶依恋花丛、吸吮花蜜的特性。典故随意拈来,妙笔天成,运用得极其生动、贴切。“傅粉”、“偷香”,从外形与内质两方面概写了蝴蝶的美貌与特性,这两句为整首词的词眼。接着一句“天赋与轻狂”,挽住上片,又启迪下片。“轻狂”者,情爱不专一、恣情放浪也。
下片就“轻狂”二字生发,先写傍晚下了一场小雨,雨一停,浪蝶便度翠穿红地忙乎起来。“薄翅腻烟光”一句体物入微,状写精妙,选词用字准确、熨贴。蝴蝶的粉翅是薄而有些透明的,当它沾上雨水之后,翅上的“粉”便变“腻”了。“烟光”指的是雨后的晚晴夕照。斜阳透过沾水发腻的粉翅,显得朦朦胧胧,宛似笼罩在一片缥缈的烟雾之中了。
轻狂的蝴蝶自有轻狂的朋侣“游蜂”、“飞絮”相伴。蝴蝶伴随狂蜂、飞絮到处宿粉栖香,“长是为花忙”。结句回应了上片的“天赋与轻狂”,以“为花忙”的具体意象点出“轻狂”。“花”字意蕴双关,亦物亦人。全词一纵一收,上下关合,联密而自然。
欧阳修这首咏蝴蝶词,既切合蝶的外形与内质,又不单单滞留在蝶的本身,而是以拟人化手法,将蝶加以人格化,亦蝶亦人,借蝶咏人,通过两个切题典故--何郎傅粉与韩寿偷香,惟妙惟肖地把蝶与人的“天赋与轻狂”、“长是为花忙”的特点巧妙地绾合起来,将何郎、韩寿的禀赋一古脑儿倾注在专以粉翅搧情、以恋花吮蜜为营生的浪蝶身上,把自然的动物性与社会的人性融合为一体,在蝴蝶的形象中集中了风流浪子眠花卧柳、寻欢作乐的种种属性,蝶就成为活脱脱的轻狂男子的化身。反过来,作者又含蓄地讽刺了那些轻狂男子身上过多的动物属性。如果这首词抽去了何郎与韩寿两个典故,它仅止于表面的咏蝶而已,失去任何内涵寓意,自是淡乎寡味了。
五代毛文锡有《纱窗恨》云:“双双蝶翅涂铅粉,咂花心。绮窗秀户飞来稳,画堂阴。二三月爱随柳絮,伴落花、来拂衣襟。更剪轻罗片,傅黄金。”可以看到毛词咏蝶仅止于蝶而已,虽然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某些可取处,但比之欧词,在思想艺术境界、审美情趣与价值上自然要逊色得多了。汤显祖评《纱窗恨》词云“‘咂’字尖,‘稳’字妥,他无可喜句。”(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二)显然,其所以“无可喜句”,主要不如欧词之有寄托。蒋敦复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词话》)欧词咏物而又咏怀,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诗以极其精练的手法,高度浓缩了战争的悲剧性。前两句叙述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情况;后两句叙述远在家乡的亲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死于战争,依然来信寄物,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全诗话句精练、构思巧妙、境界悲壮、意蕴深沉,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士兵及其家属的同情。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
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
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
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玉华宫,在写此诗时已废为玉华寺,但此诗题不作“玉华寺”,而是写作“玉华宫”,体现了诗人在兵连祸结,国家衰微之时,对贞观之治的无限缅怀和对荣华难驻人世沧桑的感叹,抚今追昔,不禁伤怀无尽。
诗中前八句描写旧宫的凄凉景象。先写旧宫外景:“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宫前溪水回流,松风长啸,苍褐色的老鼠在古瓦上窜来窜去。这遗弃在绝壁之下的宫殿,不知是何代帝王所建?接着写旧宫内景: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那阴森的房中,青莹的灯光仿佛夜间的鬼火一样,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流着湍急的水,水声好象在哀鸣。而除此以外的一切自然之声,却像笙和竽的吹奏声一样,悦耳动听,宫院内,秋色正显得分外潇洒。这里,作者用穿插手法,在每四句中,前两句写景,欲尽未尽,忽入抒情,在时断时续的跳跃式的写景中,插入自己的感慨,把景与情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情景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同时,在描写上采用了反衬法,即以乐衬哀。当此海内烽烟四起之际,自然声音、自然景物不因人事而变化,在秋色中显得这般美好,而眼前的古殿,却已满目荒凉。一个“古”字、一个“正”字,透出了此中消息,表现了作者在遣词用字上的匠心独具。这样反衬,昔盛今衰的对比更为强烈,作者的人生无常的感想也暗寓其中,为后八句作了巧妙的铺垫。
诗歌后八句抒写对旧宫荒凉的感慨。前四句承上而来,感叹人与物的幻灭无常。先写人:昔日宫中的美女,早已化为黄土,何况那些殉葬的木偶人呢!再写物:当年陪侍太宗的金舆,多么华美,如今何在?
留存下来的,只有荒殿门前那冰冷的石马了。从对人和物的感慨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后四句的忧叹。诗人难以承受这所见所感的忧伤,瘫坐在草地上,时而高歌,时而痛哭,泪如雨下。他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谁能够长存永驻呢?这浩茫无际的人生忧伤,真是无终无了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上章(指《九成宫》)以伤乱作结,本章(即《玉华宫》)以忧老作结。”其实,这首诗在忧老中,更多地包含着伤乱的心情。作此诗时杜甫已经四十六岁,除困守长安十年外,又经历了三年的战乱,战乱的摧残,使人感到易于衰老,生死无常,他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艰辛,更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时,他看到旧宫的荒凉景象,因景及人,因人而国,将个人的忧伤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忧生而又忧世,使得全诗的意义更为深广,从而产生出更加沉郁的思想力量。
这首诗不仅在结构上显得跳跃而富于变化,同时在音韵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此诗在用韵上,以短促的仄声韵一韵到底,与描写的荒凉景象和抒发的凄楚情绪很协调。其次,诗中多用仄声字,如“苍鼠窜古瓦”、“遗构绝壁下”,都是一平四仄,甚至整句全用仄声字的,如“况乃粉黛假”、“故物独石马”,五字五仄。这就使得诗歌在音律上显得“生拗”,急促有力,造成激昂的声情,给人以一种奇崛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