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句“无限伤心夕照中”,表现了情景难分:默默无言的柳丝,低垂在斜阳的夕照中,仿佛在为凄凉的祖国,感到无限的伤痛。你看那往日的百花园中,只剩下了点残花败叶,只有那御沟里的流水,还在默默地流淌,纷乱无比的世事啊,是如此地变化多端,去年还是陈后主的内苑,今年又成了隋炀帝的深宫。“金沟御水自西东”一句,可以在李商隐的《曲江》一诗中找到渊源:“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作为处于唐王朝的覆灭已成必然趋势的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样也有着“世纪末的悲哀”,他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慨叹,到了夏完淳,就变成“无限伤心”的泪滴了。这“昨岁陈宫,今岁隋宫”一语,和李商隐一样,借古喻今,寄寓着作者难以言尽的兴亡之叹。
下片着重抒情。“往事思量一晌空”:想想那悠悠往事,片刻之间都化成了片虚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亡后完淳父夏允彝,因抗清被执投水殉国,完淳因终日为复国大业奔走,年轻的妻子孤守空闺,白发的老母依门盼归。这国恨家仇,使年轻热血的词人已经无法自制了然而,客观却是“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无情的飞絮,并不理会词人彻骨的伤痛,依旧如烟如雾地笼罩着柳树的长条短叶,它们生机蓬勃片苍翠。这真教他无法不产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的愤慨。然而,更伤心的是它们竟然“才过西风,又过东风”。对于西风东风,明朝清朝,似乎无动于衷。这结尾以极其质朴的语言,道出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出离愤怒了””正好相互呼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回环。
整首词写得凄迷哀惋,寓家国之叹于写景咏物之中,情文相生,结处余慨不尽。
起句化用《九歌·湘君》“袅袅兮秋风”句。“山河举目虽异”二句,是用《世说新语·言语》中典故。东晋时南渡士大夫常到新亭聚游饮宴,周侯中坐而叹,说:“风景不吾,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作者登秋风亭时与东晋士大夫有同感,看到风景依旧,山河破碎,西风苍凉,因而无限感慨。以下“功成者去”二句也连用典。《战国策·秦策》:“蔡泽谓应侯日:‘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团扇”句出自《汉书·外戚传》,载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二句作者借以对宋廷排挤抗金爱国将领的作法表示不满。接下去作者看到,秋风中夕阳西下,可是当年大禹治水的遗迹已茫茫不见,无处寻觅了。据《史记·夏本纪》载,舜、禹时,洪水滔天,大禹与众决九川而致四海,天下为治,大禹即帝位后,东巡狩,至会稽而崩,至今绍兴会稽山有禹陵、禹庙。明末陈子龙曾有诗句:“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钱塘东望有感》)思念大禹的功迹,哀叹明之将亡。辛弃疾言外之意也是追忆大禹拯救陆沉的勋业,慨叹南宋无英雄人物能力挽狂澜。
下片依然在怀古,又提及历史上一位英雄君主。汉武帝巡行河东时作有《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辛弃疾在秋风亭上联想《秋风辞》,不仅只是节令上的偶合。他借以缅怀汉武帝为抗击匈奴、强盛帝国所作的杰出功绩。这三句表面是说,汉武帝传颂千古的风流辞章,足可以与司马相如的辞赋媲美。这里似是赞扬汉武的文采,实是歌颂他的武略,暗指宋廷的懦弱无能。以下亦用《九歌》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嫡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作者用此怅望江南半壁河山,缅怀大禹、汉武帝,情绪依然十分愤慨。以下句意一转,说:朋友们来信劝告我,不要留恋官场而忘记归隐。“莼鲈”用东晋张翰因秋风起思归故乡的典故,这里以友人来信的口气说出,还是弃官退隐吧。这是作者回顾历史以后,面对冷酷的现实所产生的心理矛盾。结尾却并不回答朋友,只是说:谁曾想到在这清凉的秋夜,我正挑灯攻读太史公书。《史记》其中一系列爱国英雄的纪传,如廉颇、李广等,效命疆场、威震敌胆且晚年倍受压抑,悲愤壮烈,曾深深激动辛弃疾夜读之心。这时辛弃疾64岁,其老骥伏枥之志不衰。
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这篇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详细地描述了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的全部过程,把天子郊祀的盛况铺张得恍若遨游仙境,并颂扬刘氏王朝地久天长,同时贯串着讽谏之意。全赋选择具有特征性的物象,运用以虚概实的手法,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
本文极力铺写天子郊祀甘泉宫的盛况与甘泉宫建筑之豪华。全篇采用顺叙的写法,可分为十段。第一段揭明成帝定祭泰畤的目的和希望,并叙写出行前各种事项的准备情况。第二段描写天子登乘,车驾上路及行进的情况。第三段描写通天台的远景和沿途所见平原、丘陵、山谷的形势及离宫别馆的连绵相映。第四段铺写到达甘泉宫之后所见其宫室的高峻、长大、深博,并详细铺写了凭栏周流所见大庭内的种种奇异景象。第五段描写漫游高光宫之所见,极陈宫殿的高大富丽,接着以临渊处危微谏。第六段描写大风在宫中刮起时所产生的种种音响变动,继而赞叹宫观建筑的精巧美丽。第七段描写成帝与其贤能之臣会集于阳灵宫,斋戒自新,洁祀天地,并设想他们周流旷远,升降天地,广通神明。随后告诫成帝清心寡欲,屏退女色,方能保持天性,增寿广嗣。第八段描写柴祭皇天的经过,设想天神赐福甚多。第九段描写归途中的情形,并歌功颂德。第十段总括全篇意义,谓成帝恭肃祭天,神祇凭依,广赐福祥,子孙相继无极,并与文章开头相呼应。全篇有如观览长卷画幅,徐徐展示,一一显明,凡君臣卫侍、车马旗斧、山川草木、雷电风雨、宫殿观阙、天上地下、神仙鬼怪乃至金人玉树、燎烛景炎、玄瓒秬鬯等,无不毕陈。
本文与众多汉赋一样,用了不小的篇幅花了很大的力气,只是为了描写了一次天子郊天的过程,现实意义不很大;勉强点缀上去的几句微谏之辞,也如沧海一滴,被大量极力铺陈夸饰的东西所淹没,讽劝作用很小。但在客观上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及以前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化的一些面影。特别值得指出的还在于这篇赋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一篇描写郊祀的赋。关于郊祀之仪,史籍所载虽多,但大都语焉而不详。这篇赋则专写郊祀,从准备出发一直到事毕回车,对郊天之全过程逐一作了详细的描述。尽管使用的是文笔而不是史笔,但通过那些夸诞的词语仍能辨别出汉时天子郊天仪式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甘泉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在艺术上,此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甘泉宫观,豪华奇伟,无从实写。赋家则是发挥了赋体的特性,以虚概实,夸张变形,选择几种特征性的物象,泼洒笔墨,尽力夸张,予人以不即不离,似是而非的感党。此正是后世绘画的写意手法,而最初运用当推赋家。但此赋属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缺乏自己的特色。扬雄晚年认识到《甘泉赋》之类的作品,其效果与初衷适得其反,实际上是“劝百而讽一”。扬雄是首开模拟之风的汉赋作家,《甘泉赋》继承和弘扬了司马相如树立的赋颂传统,手法上同样讲究铺陈夸张,文字上也力求辞藻华丽,乃致流于堆砌。总的说来,扬雄的《甘泉赋》可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比肩,是汉赋的代表作品。
此诗当是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春所作,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首二句提纲,“态浓”一段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就中”二句点出主角,“紫驼”一段写宴乐之奢侈,“后来”一段写杨国忠的气焰和无耻。整首诗不空发议论,只是尽情揭露事实,语极铺张,而讽意自见,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杜诗详注》云:“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读杜心解》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概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全诗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现实。诗分三段,先泛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次写宴饮的豪华及所得的宠幸。最后写杨国忠的骄横。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
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维妙维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本诗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时值杨国忠任右相不久。诗作对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和狂妄嚣张的气焰进行了有力鞭挞,也从侧面揭露出当时君王昏庸、朝廷腐败的社会现实。诗开篇即点出时间——三月三日。诗人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词采,描画出一群体态娴雅、姿色优美的丽人。接着又言其服饰之华丽和头饰之精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丽人们身份的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等十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丽人中的虢、秦、韩三夫人。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每逢出门游玩,她们各家自成一队,侍女们穿着颜色统一的衣服,远远看去就像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多得足以堵塞道路,场面甚为壮观。诗人对三位夫人宴饮的奢华场面描写得尤为细腻。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用色泽鲜艳的铜釜和水晶圆盘盛佳肴美馔,写出了杨氏姐妹生活的豪华奢侈。然而,面对如此名贵的山珍海味,三位夫人却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东西她们早就吃腻了,足见其骄矜之气。可怜了那些手拿鸾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内廷的太监们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即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天子的御厨房就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六句主要写杨国忠权势煊赫、意气骄恣之态。他旁若无人地来到轩门才下马,大模大样地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虢国夫人。他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在朝中独揽大权,阻塞言路,使朝政变得十分昏暗。“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诗人借曲江江边的秀美景色,并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大臣杨华的故事以及青鸟传书的典故,揭露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的无耻行径。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华与己私通,杨华害怕惹祸上身,后来投降梁朝,胡太后为表达对他的思念,特作《杨白花》一词。“青鸟”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西王母在见到汉武帝之前,先看到青鸟飞集于殿前。后来,“青鸟”被视为男女之间的信使,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为杨国忠传递消息的人。
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终于将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直接议论,而是温和地劝说旁人:千万不要走近他们,否则丞相发怒后果就严重了,这样的结尾可谓绵里藏针,看似含蓄,实则尖锐,讽刺幽默而又辛辣。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