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此词通篇抒写春日情思，流露出作者对逝去的爱情的回忆、留恋，对理想的不能实现的伤感、悲叹。
上片前六句总写一派大好春光。“风暖莺娇，露浓花重，天气和煦”，写纵目所见景色：春风吹暖，莺啼宛转，百花带露，滴红流翠，一派生机。“院落烟收，垂杨舞困，无奈堆金院”，写眼下庭院中的又一番春意：院墙下、树丛中的晨雾被和煦的阳光驱散，垂柳随风起舞已觉困乏，无可奈何地暂时停歇，一树树柳条，就像一堆堆金色的丝绦。这里所写的也不过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之意，但经作者这样重彩铺陈，大有使人身临其境之感。尤其是将垂柳人格化，既显现了它的动态美，又描写了它的静态美，真可谓动静得宜，婀娜多姿，把柳写活了。“谁家巧纵，青楼弦管，惹起梦云情绪”，说的是正赏春色的时候，不知哪家歌楼妓馆发出了弦管之声，传入耳鼓，惹起了自己的相思之情。“梦云”用《高唐赋》楚王梦朝云事。这是从赏春到感旧的一个过渡，也暗示出他往日的情人是一个青楼歌女。“忆当时、纹衾粲枕，未尝暂孤鸳侣”，即转入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回忆：想当初，两人曾是那么形影不离，从未单枕独倚，孤衾独眠。
下片回忆的基础上抒发自己的追悔、思念和悲苦之情。“芳菲易老，故人难聚，到此翻成轻误”，意思是说：当年为了仕途前程什么的而暂时分了手。哪知道世事无常，青春易逝，两人难以见面，此刻才意识到当时不该轻率地分离，以致铸成终身的遗恨。“阆苑仙遥，蛮笺纵写，何计传深诉”，接着写两人天各一方，音信难通。阆苑，即阆风之苑；阆风是传说中位于昆仑之巅的一座仙山，一般概指仙人所居之境。蛮笺，是唐时四川地区所产的一种彩色纸，相当珍贵。这里巧用典故，意思是说：那个地方、那个人都已离我十万八千里，我纵使用珍贵的彩色信笺倾诉我的深情，可又靠什么传递呢？“青山绿水，古今长，惟有旧欢何处”，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慨，盖谓山水长存，而欢乐不再。“空赢得、斜阳暮草，淡烟细雨”，眼前所得到的只是一片黯淡与迷惘、寂寞与痛苦。斜阳暮草，淡烟细雨，是缘情造景，化不可描摹之情为可见可感之景，以此收结，余韵不尽。
此词先安排一个春日融融的背景，不仅自然，而且与后面有着某种比衬作用。大自然的春天去了又回，而伤心人心中的春天却一去不返；大自然是如此的喧闹，而断肠人心中却是如此冷寂。有此种对比，自然会增加感情的强度与力度。另外，词还充分利用景物的表情作用，如以青山绿水的长，反衬自身的旧欢不再；以斜阳烟雨的黯淡迷蒙，隐喻愁恨的无边无际，从而以有形的景物来体现无形的思绪，作者的感情自然鲜明可感，而且富有余味。
这是一首轻快活泼的短歌。起句以悠扬的歌声，抓住读者的听觉，先声夺人，引出明丽的画面：斜日半江红。斜日正是落日，落日的晚霞洒在江面上，碧绿的江水出现了“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诗）的瑰丽画面。接着词人又以“柔绿的竹篙”和“黄梅细雨”点缀画面，夕阳之下，细雨，江水新涨，着一“添”字，使人似乎看到竹篙吃水加深，使撑船之人更需奋力，情绪渐渐高涨，推出词中的主人公：穿着淡黄衣衫撑篙的舟子。他那随藕丝般微风飘动的黄色衣衫，不仅给画面增添了新的色彩，也给画面增添了生气。“藕丝风”三字把无形之风写得富有质感，“藕”字透出柔和粉嫩的色彩，造成优美的视觉效果。最后，以“家在五湖东”收尾。这是舟子的家乡，也是词人的家乡太仓的所在地，轻描淡写的陈述句式，却有十分丰富的意蕴，首先是说明家乡之所在，其次点《忆江南》之题，洋溢着舟子，也是词人对家乡的热爱。
全词写景如画，色彩和谐，折射出词人心灵的平静。境界的开阔和景物的明丽，又透露了他强烈的思乡之情。摹景抒情，诗中有画，表现了诗与画的同步造诣和审美情趣，达到了唐代诗人“诗中画趣”的优美境界。
此诗写出作者虽怀报国壮志而白发催人的悲愤。古今诗人感叹岁月不居、人生易老者颇多，但大都从个人遭际出发，境界不高。陆游则不同。他感叹双鬓斑白、不能再青为的是报国之志未酬。因而其悲哀就含有深广的内容，具有崇高壮烈的色彩。此联为“流水对”但其后关连，不是互为因果，而是形成矛盾。读者正是从强烈的矛盾中感到内容的深刻，产生对诗人的崇敬。陆游类似的诗句尚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作于山阴奉祠，时作者已家居九年。 山阴是江南水乡，作者常乘小舟出游近村的山水，夜泊水村为即景之作。首联写退居乡野、久离疆场、无缘抗敌的落寞怅惘。“羽箭久凋零”，足见其闲居的郁闷。“燕然未勒铭”，典出《后汉书·窦宪传》：窦宪北伐匈奴，追逐单于，登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燕然未勒，意谓虏敌未灭，大功未成。这一联用层递手法，“久凋零”，乃言被弃置已久，本就失落、抑郁；“未勒名”，是说壮志难酬，则更愤懑不平。起首就奠定了一种失意、悲愁的感情基调。
颔联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愿，表达了对那些面临外寇侵凌却不抵抗、无作为的达官贵人的指斥。上句是说大丈夫在神州陆沉之际，本应“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才对，怎么可以安然老死呢？一个“犹”字道出他不甘示弱的心态。“绝大漠”，典出《汉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是汉武帝表彰霍去病之语。两鬓萧萧，仍然豪气干云，朝思梦想着驰骋大漠、浴血沙场；这就反照出朝廷中的那些面对强虏只知俯首称臣割地求和而不思奋起抵争的文官武将的奴相。（另一说是取老子（李耳）骑青牛出关，绝于大漠之中而悟道的传说）“诸君何至泣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同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作者借此典，表达了他对那些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束手垂泪的懦弱昏庸的精神面貌的不满。
颈联以工稳的对仗，揭示了岁月蹉跎与夙愿难偿的矛盾。“一身报国有万死”，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尽管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为了拯救国难，“我”却甘愿死一万次。“一”与“万”的强烈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与殷殷报国情，诚可谓掷地有声。“双鬓向人无再青”，这一句是说，岁月不饶人，满鬓飞霜，无法重获青黑之色，抒发了对华年空掷、青春难再的感伤与悲愤。即便我抱定了“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志向，可是又谁能了解我的苦心我的喟叹呢？这两句直抒胸臆，是全诗之眼。
尾联点破诗歌题面，回笔写眼前自己闲泊水村的寂寥景象。你想，一个老翁，处江湖之远，眼看着干戈寥落了，铁马逝去了，战鼓静灭了，大宋江山是任人宰割了，他的心怎不会如刀割一般的苦痛！“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是梦醒之后呢，所看到的是荒寒的汀州上寻寻觅觅的新雁，哪里有可以安栖的居所！这怎不教人潸然落泪呢？这两句是借象表意，间接抒情。
全诗以景结情，最后抒发报国之志，寄慨遥深。“壮士凄凉闲处老”（陆游《病起》），有心报国却无路请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这是这首诗慷慨悲歌的一个根本原因。用典贴切，出语自然，感情充沛，“浑灏流转”（赵翼 语），使本诗在悲歌中又显出沉雄的气象。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