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
这首词序较长,记叙了在冒巢民先生堂中听白生抱琵琶弹唱后引起的无限悲慨。冒巢民,即冒襄,字辟疆,自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亡以后,他隐居不仕,以著书自娱,工于诗文,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序文中强调小饮冒巢民先生堂中,而联系作者二十岁遭受明亡之痛的身世,从中可以透露出“悲从中来”的消息,而这正是词中“伤今吊古” 的“主心骨”。
词的开头“是谁家”两句,紧扣序中拨弦按拍弹琵琶的本事。“檀槽”指用檀木做的琵琶乐器上架弦的格子。搯 (tāo),叩。李商隐《定子》: “檀槽一抹《广陵春》,定子雨开睡脸新。却笑吃虚隋炀帝,破家亡国为何人?”这里的“檀槽搯得如许”是写弹琵琶师的高超技艺。但词人没有接着从正面摹写美妙的音乐境界,而是由贵重的琵琶弦乐器引起自身的伤今吊古的情绪。“逻逤”,亦作逻娑,即今西藏拉萨。此指逻逤槽,一种用西藏产的檀木制作的琵琶。乐器本是没有感情的东西,白生用它弹奏出来的曲调,却使词人产生伤今吊古的情绪。“君何苦”两句,承上伤今自叹。“青衫”,青色官服,唐代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白居易《琵琶行》: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迟暮之感,不仅是对人生短促的悲叹,而且含有官场失意的自嘲。“江东烟树”以下四句,词人把伤今的意绪拓开深化。江南一片烟花草树,足以伤魂,纵然没有听到催人泪下的琵琶声音,也禁不住泪如泉涌,不断浸湿衣衫。作者没有道破为何如此伤心?更耐人思考、寻味。
下片运用历史典故,抚今吊古。“凄然也”以下数句,从上片的琵琶声而来。词人在孤馆寒灯下体味这哀怨低回的音调,仿佛是秋夜灯前的一对小儿女在低声抽泣。忽然声调急转,犹如秋风秋雨敲打屋瓦,发出象千年老狐学人语的声音,此景此情,更觉凄楚动人。“浑无据”以下,由听觉形象转入思维空间,词人借古抒怀,感慨情深。“澄心”,指澄心堂,南唐烈祖李昪所居。后主李煜造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后世所重。“结绮”,指结绮阁,南朝陈后主所筑三座楼阁之一,穷极奢华。此阁为张贵妃所居。刘禹锡《台城》诗:“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而如今的澄心堂、结绮阁早已野草丛生,成为一片废墟了。“家山”,家乡,此借指国家。陈后主、李后主这两位亡国之君,当年为了纵情欢乐,不事朝政,结果丢掉了江山。这一幕幕的历史悲剧,怎不发人深思,令人悲慨不已呢!
这首词融纪事、写景、抒情三者于一体。词人把听琵琶古乐而涌起的无限悲叹,与别后孤馆寒灯的凄苦情景相交融,寄实于虚,引发出“吊古伤今”的深沉意绪,而在悲慨中蕴藏人生寥落的哀怨情致,含蓄不尽,意味深长。故谭献评此首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 (《箧中词》) 。
这首套曲可以说是一颗风姿独特的奇葩,它以诙谐风趣的语言,以生动传神的细节,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深刻地刻画了主人公在借马这一过程中的行为、思想、语言,塑造了一个爱马如命、既悭吝又憨厚的人物形象。
全曲描写的是一个借马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借马的场景。这人买了匹好马,便惜马如命,百般爱护。偏有那“不晓事”的人来借马,这便如同要掏他的心窝一般。他实不愿把马借给他人,但又怕伤了朋友脸面,于是他内心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和钻心的刺痛。这些都通过他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地向借马人叮嘱关于养马、骑马的注意事项表现了出来。马还在身边,却预想到马被人借走后,他倚门等待马归来的情景,以至于“柔肠寸断”,“两泪双垂”。这个细节十分夸张,也极具幽默效果,把人物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最后反复用“没道理”“忒下的”,进一步刻划马主人吝啬的心态。此曲诙谐滑稽,充满喜剧色彩。作者刻画人物用的是漫画笔法,但同时又是精雕细刻,曲中的喜剧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产生很好的喜剧效果。
喜剧效果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故意夸大、强化所表现对象的某些特征,使它与人们通常模式、生活情理构成鲜明的反差。如写马主人爱马如痴,突出他对马的超乎常情的爱怜。马的职能本来就是代人助步的,但主人却要“微有些辛勤便下骑”,宁愿自己走路绝不加重马的负担。朋友间借马一用,本属生活中正常现象,可主人却视为大逆不道,不仅给人当面难看,而且指桑骂槐,出言不逊。马要被人借走,却像生离死别一样,反反复复的絮道,不厌其烦的叮咛嘱告,那份哀伤、悲痛、珠泪双垂的样子,真像死了亲朋故友一般。这些过分、夸张的描写,无疑是超越常规、不合理的。当人们用通常的行为规范、生活情理来衡量时,都会察觉出这位马主人的迂腐。他的痴呆,他的反常滑稽、诙谐、可笑,构成了这套曲子的喜剧风格。
对于借马者,除了马主人在心里骂他之外,别无描写。但马主人与马难舍难分的矛盾是他引起的,马主人的那么多嘱咐是对他说的,马主人与马难舍难分的种种表情,他是亲眼看见的。因而越到后来,读者越关心这个人物。他最后是否牵走了马,作者没有写,这就更激起了读者的无穷想象。
这首套曲是马致远散曲中的杰作。它不仅在题材方面突破了散曲言情写景的局限,具有开拓之功,更主要的是在创作艺术方面作出了贡献。这就是用第一人称代言体,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细节描写,有旁白、背唱,通过马主人的语言、心理活动和神态、行动等等。从多方面去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诙谐幽默。既入情入理,又风趣而真实可信。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