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回归故乡时路过薇山亭时所作。该诗主要通过南云、北雁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恋,通过单独询问故乡篱笆下菊花抒发了诗人思乡欲归的急迫心情。全诗即景抒情,感情比较含蓄。
诗的首句就云“心逐南云近”,在这一句当中,寄寓了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人对家乡的思念,然而思念却不得归还,于是仰天长叹,奇情于南去的白云,就是陆机所说的“指南云以寄款”。但是只云去而未去,思乡之悄愈苦,只得心追逐南去的白云飘逝。江总在思乡情浓时,总是仰望那南去的白云,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亦云“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表达的仍然是这种思乡的感情。如果说在《寄装尚书》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着重表现的就是一种归还家乡的焦急心情。因为此时诗人已经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上了。
第二句是“形随北雁来”,在上句表达思乡之苦和归乡之焦急之后,这一句流露了一种来到南方的欣喜。伴随那从北而来的轻快的大雁,诗人来到了南方。因为归家乡的感望就要实现了,所以欣喜;因为心中欣喜,因而脚步也就轻快。“形随北雁来”五字显得自自在而飘逸。
前二句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第一个波折,从对比中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从格律和用词上看,这二句对仗工整,表现出诗人语言技巧的高妙;在语势上,语句轻快急促如行云流水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归家的心情。
后二句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把思乡的感情变得深沉了。在回故乡的途中,在思乡之情急切的时候,也是在家乡就快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诗人突然想到了故乡篱墙下的菊花,这种思维过程非常符合感情发展的逻辑。篱墙下的菊花是一个具体的物像,而且是诗人在故乡时常常能见到的东西,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埋藏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归乡的感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它就突然从潜意识里跳了出来,诗人对故乡的印象也清晰起来。诗人这时想到了篱下菊,但并不是只想到了篱下菊,从前常常见到的物像必然附著着许多其他的事件、感情,所以想起了篱下菊,那些篱下菊上的附著物也自然就联想起来了。因此,诗人通过对一个单一而具体的物件的回忆下子唤起了对家乡的整个的印象。可见这两句诗使全诗的感情得到了深化。而此二句的语势变得缓慢,也正好村托了这种深化的感情。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可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可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