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
“水园”三句，写暮春园林景色。“水园”，即荷池。题曰“送春”，所以古江村的园中在遭到一夜的急风骤雨摧残后，岸上、池中小岛上的花木尽都凋零，水上飘满落英，只有池中长满的碧绿的田田荷叶更显精神。“艳春”三句，述春去而迹遗。既曰“送春”，所以此言万紫千红的春天虽已过去了，但是飘到头饰上的微尘中还含有花的香味，在游园女子的身上能找到春草的气息。“步绕”两句，写初夏景色。入夏之后，如果人们在绿荫下散步，会发觉树上的枝叶繁密交杂，使林中小径显得更加窄小。“小”字韵咏“新阴”入细。“醉深窈”三句，说明自己对浓绿的喜爱程度。因为绿色表示生命，古今爱绿之心相同，所以词人深深地沉醉在这深幽繁茂的浓绿荫中，觉得那翠绿色的片片圆叶，比千姿百态的繁花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故此，词人在“送春”时，对“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留恋之意。“好” 字韵，写“绿阴幽草胜花时”妙极。
“芳架”三句，再叙暮春之景。此言暮春时节，花架上的白色花瓣还没有来得及清扫掉，从窗口射入照在美人床上锦被的阳光已变得翡翠色了（此因阳光从浓绿中透入之故也），所以使床上佳人更感到神思困乏，懒于起床。此是写佳人之春困，是第一层“送春”。“柳丝”三句。“阊门”，即是西园，也就是“古江村”的所在地。此言在古江村近旁的阊门运河边、柳树下，拴着即将离开的客船不知道在这条运河上，也曾经送别了多少个春天。古时有折柳送别的习俗，今柳丝终不能拴住客船，留住行人。这儿的“系棹”所想留住的实是词人心中的去妾，即上句的“困迷清晓”的“佳人”，及“送春”中的“春”所暗示的伊人也。此为第二层行客之“送春”。“倦蝶”两句，言彩蝶受到和暖的阳光照射（即外界因素的影响），更懒于飞翔，所以它就只能就近挑选一处地方，如破帽上的簪花之类停下来休息。这里是指其也已年老力衰，离开这里（即“飞”）后，所能选择的新家，也只能如破帽上的簪花一样属一时新鲜也。此潦倒中含有闲放也，是第三层词人的“送春”。“酹残照”两句，写实而兼影射。此言词人迎着夕阳洒酒于地送别残春。而古江村由于地处偏僻，受城墙阻隔，所以也听不见暮钟催晚的响声。这两句是梦窗化用周邦彦《扫花游》词结尾“黯凝伫，掩重关、遍城钟鼓”。而“酹残照”也是照应上片“醉深窈”。
元散曲表现思妇的凄苦，往往设身处地，曲尽其致。这首小令，就有着这种熨帖细微的特点，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意境绝妙。
起首两句，写云层遮住月亮，夜风将檐前铁马吹得叮当作响。前者为色，造成昏暗惨淡的效果；后者为声，增添了凄清孤寂的况味，所以接下去说“两般儿助人凄切”。用一个“助”字，说明曲中的思妇凄切已久。这“两般儿”已足以设画出凄凉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人物的境遇及心情。
思妇对这“两般儿”如此敏感，是因为她独守长夜。这种凄切的况味难以忍受，亟须排遣，于是就有了四、五两句的情节。灯盖里的灯草快燃尽了，思妇将它剔亮——这也说明她在黑夜中确实已挨守了好多时候。剔亮银灯的目的，是为了将心中的思情同眼前的悲苦写在信上，好寄给远方的丈夫。却不料一声长叹，无意间竟把灯吹灭了。这两句针线细密：“剔银灯”回应“云笼月”，云蔽月暗，光线昏淡，加上银灯又不争气，灯焰将尽，故需要“剔”；而“长吁气”则暗接“风弄铁”，窗外的风儿足以掀弄铁马，毕竟还未能影响室内的银灯，如今居然“一声吹灭”，足见长吁的强烈。这个小小的片段，既出人意外，又使人觉得极为真实；女主人公的心事和愁情虽没有写成，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结尾堪称出色。灯到底吹灭与否，作者未明言说破，或是故意不说破，这就使读者自然去想象曲子中之女主人公欲吹不忍，不吹又于心难平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表情，揣摩诗句所包含的爱恨交织的情韵。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的诗理。
《彩笔情辞》载卢挚的《寿阳曲·夜忆》四首，其中之一与此曲仅有少量不同，全文是：“窗间月，檐外铁，这凄凉对谁分说。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把灯吹灭。”两作孰先孰后不易确定，不过末句是“一声吹灭”比“把灯吹灭”更有韵味。又《乐府群玉》有钟嗣成《清江引·情三首》，其一曰：“夜长怎生得睡着，万感着怀抱。伴人瘦影儿，唯有孤灯照。长吁气一声吹灭了。”钟嗣成是元晚期作家，其末句构思无疑是受了此曲的影响。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杨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妓女；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