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借山来自写，又能将山品与人品相融。首句落笔就奇，接句含蓄曲折。“偃蹇”一词用来形容西岩的状貌很恰当，也可以引申为词人的骄傲和傲慢。一笔两意，巧妙之极。而以“谁怜汝”这一问，更写出词人的自怜怜山，自伤伤山。此处的山与人，已在感情上合二为一。“岁晚”一句，也是既写山，又写人。如是写山，指山逢寒冬；如是写人，则指人的老大。这样双关之后，“太寒生”就成了词人的心理自感，和对于山的移情了。既然山被词人赋予了这样充分的灵性甚至可说是人性，那么，上片末句冲出青山“唤我溪边住”的语句，就不再突兀丽矫情。两位岁寒之友因品格相似而思谋相伴，简直再合情理不过。
下片借月来自写，也有与上片近似的曲笔和丰富情味。过片说那高天的明月，突然由山头下来了。这就如同一个绝大的悬念，使人不敢置信又渴望得到解释。结韵则作出生动的解释，说这从天而降的明月，是因为被词人读《离骚》的声音所打动和吸引。这解释十分巧妙而合理，因为他巧用月影以替代月亮，听他读书的明月，实不过是清溪里的月影。这样的巧用，显示出他专注于读《离骚》的激愤心情。因专心读书，他再无心仰望天空。偶尔一瞥眼前，只见溪中之月凝止不动，似在入神而听。另外，这里的“夜夜”一语，又将前句瞬间的“明月来”化为夜夜的“明月来”，使词人读《离骚》的行为，不再是一个瞬息性行为，而在重复、延长中加深了它的意义，加强了它所含有的词人感情的勃郁愤懑色彩。夜夜如此，长夜如此，这读《离骚》的人，他的情感强度就不待测量而后知了。
这首词是词人词作中修辞手法运用得最密的作品，如拟人、双关、悬念、暗示等等。而它们也使此词在艺术表达效果上超凡人妙，在情感风味上厚重而含蓄。
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冬，李白由安陆移家兖州治所瑕丘县城东门外，此诗为李白移家之初，首访兖州瑕丘地方官王县尉之作。
此诗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清心寡欲的好官吏刻画得栩栩如生。犹以“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两句把王少府的精干清高表现无遗。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总收前题之盛”（宝钗语）。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这首诗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
首联中，“露凝霜重”表明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摇摇欲坠，而众人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
次联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她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却焦黄淡泊，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她们，整个家庭都将 “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泊”、 “翠离披”，既写出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形，可见作者遣词造语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这一联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颈联转而写人。“才自精明志自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早已对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至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这让读者想起了《红楼梦曲·分骨肉》中探春的口气：“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但是明岁的菊花，已不再是今年的菊花。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会永远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程本续书，为读者暗示了一个“兰桂齐芳” 的结局，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 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有情与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
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抒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已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菊并不颓废。 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的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明证。
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上看，“残菊”是蕴含着“残局”的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寓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寓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伏脉遥迢，丝丝入扣，仅仅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是不够的。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