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九日寄岑参》，属于寄赠之作，相当于一封诗歌体的书信。这一类诗作，应酬性色彩较浓，内容往往比较空泛。然而，这首寄赠诗却大不相同。杜甫的这首诗寄赠岑参，一方面表达重阳节不能共赏秋菊把酒论诗的遗憾与惋惜，一方面对于天灾给苍生带来的苦难抱有一定的关怀和同情。诗中既有寄赠之作的一般特点，对友人表示怀念和问候，又有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即因大雨成灾对苍生稼穑表示的关切和忧虑。
这首诗较长，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从开头“出门复入门”，到“难为一相就”，叙述访岑而阻于雨，与岑参的住处曲江虽然不远，但却不能去探访，倍觉思念，表现出了与岑参的深厚友谊。
第二段，从“吁嗟乎苍生”，到“小人困驰骤”，由大雨而联想到这场雨给苍生百姓带来灾害。看起来，这一段似与岑参或杜岑友谊没有直接联系，像是节外生枝。但细想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倒不仅仅在于都是说大雨，而是他们都是诗人，民间的疾苦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下一段内容，又回到作为诗人的岑参上来。
第三段，从“维南有崇山”到全诗的收尾，归结到岑参的诗歌创作活动。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里既写出了杜甫与岑参这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也表现出杜甫对民间疾苦的关心。然而，过去有的诗论家认为这首诗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诗中喻指当时的朝政。据考，天宝十三载秋，大雨成灾，宰相杨国忠却取好庄稼来，向玄宗皇帝说：“雨虽多，不害稼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有无寄托，杜甫对苍生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则是没有疑问的。
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