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这是北宋贺铸的一首歌咏恋情之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写一男子的痴情。上片写词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追求，下片写失恋的痛苦以及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这是一组对仗句，一句一个镜头，场景互不相同。第一个镜头再现了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家的宴会上，一再拨动琴弦，以《凤求凰》之曲向卓文君表达爱慕之情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只不过男女主人公都换了。“紫陌”一句，镜头由家中移位到繁华的街上。写自己认准了美人的香车，跟前撵后地转圆圈，欲得姑娘之秋波飞眼，掀帘一顾。唐人李白《陌上赠美人》有诗句云：“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刘禹锡也有诗句写都市春游的热闹景象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紫陌寻春之际，发生过很多与此相似的风流韵事。这两句词，如果说上一幕之鼓曲求凰尚不失为慧为黠，那么下一幕的随车盘马却就不免乎“痴”了。因此，“鼓琴”、“盘马”两句，虽同是写对爱情的追求，貌似平列，但却决非简单的语意重复，而是不同层次的情感流露。在那镜头的跳跃中，有时间的跨度，有事态的发展，更有情感的升级。这是不同层次情感的真实记录。

　　上文以排句发端，下文仍以俪句相接。这种作法叫做“双起双承”。在结构的转承上，第三句与第一句遥相呼应，回溯“鼓琴”之事。“流骄车音”句承接“紫陌屡盘骄马鞚”。这里“远山眉”一典，见刘向《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首句既以司马相如自况，这里乃就势牵出卓文君以比拟伊人，密针细缕，有缝合之迹可寻。词人似乎从那美人的眉眼之中，看透了美人对自己的爱意。正因为有这惊鸿一瞥，才使前两句之问略去了的情节进展有了关捩，既以见当时之“鼓琴”诚为有验，又证明后日之“盘马”良非无因。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只剩下一个“盘马”的结局毕竟如何了，这就逼出了与第二句错位对接的“流骄车音牵目送”。那车轮轧轧，似轻雷滚动，一声声牵扯着词人的心，好似从词人的心上碾过一般。姑娘的辎軿车渐行渐远了，而词人却仍然驻马而立，凝目远送，望断离路。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二句，写词人“目送”心中的美人远去之后，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他便借酒浇愁，去喝了一场闷酒，酩酊大醉之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衣裳也没有脱便一头栽到床上，拥被睡去。及至酒醒，已是夜深人静，但觉寒气袭人，又听到寂凉的钟鼓催更之声。这“寒生”二字，既是实写，也分明写出词人心绪的凄凉、寂寞。听到那凄凉的钟鼓声，词人心绪也凄凉。

　　“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回梦中还说梦”二句，词人笔锋两到，一方面以逆挽之势插入前二句间，追补出自己在“拥被”之后、“醉解”之前做过一场美梦，在梦中相亲相爱，百般温存，万种怜爱。这在笔法上来讲是叙事之词，另一方面，它又以顺承之势紧承前二句之后，抒发其“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的深沉感慨，自是入骨情语，强作欢笑。本来一对热烈的恋人，不能朝夕相守，只能在虚幻的梦中耳鬓厮磨，这已十分凄楚、哀怜了，而词人却又“梦里不知身是客”，还要向她诉说这种温馨之梦，这就更衬托出处境、心绪的凄惨。像这样的“梦中说梦”之“梦”每每发生，其哀感顽艳之程度十分深重。这两句之中，蕴含了很多重刻骨的相思、铭心的记忆，含泪的微笑与带血的呻吟。一篇之警策，全在于此。

　　“梦里相亲”，但凡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心灵的热恋中人，几乎无不有此情幻，是属对于实际生活现象的直观，诗家、词家、小说家、戏剧家人人能道，还不足为奇；而“梦中说梦”，则恐怕不是人们——包括作者本人之实所曾经，不能不说是建筑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或对于生活现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词人的匠心独运。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决非浅于情者对客挥毫之际可以立就的，而是由爱情间阻的极端痛苦这一巨大而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词人的灵魂中压榨出来的。诚然，《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者，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自居易《读禅经》诗也有“梦中说梦两重虚”之句。贺词末二句的构思似从中得到启发。但前人以“梦梦”为理喻，显现出冷静的思辨色彩；词人则用作情话，闪耀着炽热的感性光华。由道家玄谈、释氏禅悦的语言机锋发展为诗人情词中的艺术杰构，可谓“冰，骄为之而寒于骄”（《荀子·劝学》）了。

　　此词写男子情痴，与写男子相思的众词相比，其情更深更痴。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比起写闺中少妇的用情程度，也毫不逊色，可谓别具一格了。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这首词抒写春恨。上片着力描写留春无计的遗憾，下片写寻春而觅得的欣慰之情。

　　“春辞我，向何处？”这二句起首便设问，这一方面为下面的感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喷射口，另一方面又为下片寻觅春的归路设下伏笔。

　　“怪草草、夜来风雨”与“春辞我”相呼应，词人说：春啊！你为什么要辞我而去呢？你为何去得又是那样草草匆忙呢？既不打招呼，又毫无留恋，便这样匆匆走了。“夜来风雨”似乎是在回答一二句的诘问，实际上只是点明了春归的缘由和去向：春啊！你是被夜来的横雨狂风挟持而去了吧！这横风狂雨既指自然界的“夜来风雨”，也可指政治的雷雨风暴。词人在仕途中并不得意，他曾有过几度宦海浮沉颠沛的经历，因而不管是实写还是虚写，这“夜来风雨”送春归的意象，总包含着诗人自己命运的影子，是宦海中的风风雨雨，草草地送走了诗人的青春年华。这表达了词人对“春去也，太匆匆”的留恋、怨怼与惋惜之情。

　　“一簪华发”几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情，正由于青春草草而逝才落得今朝“一簪华发”。这“一簪华发”不仅意味着年龄的衰老，青丝成雪，而且还包含着饱经沧桑、遍尝忧患的内涵。由此，下句的“少欢饶恨”则是自然而然的了。春光是留不住的，从而青春也是难以挽回的。这含蓄曲折地表达了词人对青春易逝的憾恨。

　　下片，词人的情绪心态却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春回常恨寻无路”是情绪上的过渡，对上片抒写的情景是一个形象的总括，而“常”“路”二字却为下文的词句进行了铺垫：“常恨”意味着往昔，而今将有一种新的心境产生，往昔的“无路”即暗示着今朝的有路，这样词作便极为自然地过渡到下句。

　　“试向我、小园徐步，”这里“试”与“无路”紧密相连，正因为“无路”而企求“有路”，才“试”着前去探索。“试向我”中的“我”字，强调了只有在“我”自己惨淡经营的园地里才有永恒的春色，这正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一栏红药，倚风含露”紧承上句，十分形象传神地显现了词人的小园中，春光永驻的景象。一栏鲜艳娇嫩的芍药花倚风而立，含露而开，仪态万方，艳丽异常。这里“倚风”，写出了芍药绰约飘洒的风姿，“含露”画出了它鲜润欲滴的妩媚。那临风摇曳含露而开的芍药花，不正是春天的极富情趣的象征吗？不也正是词人理想、希望、事业、追求的写照吗？不也正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美的缩影吗？

　　“春自未曾归去”紧承前两句，词人以芍药花作为不凋的春光的标志，由“倚风含露”的“一栏红药”联想到“春自未曾归去”便显得十分自然，毫无矫饰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