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
此诗紧接前诗，前四句写三夜频梦李白。开篇以比兴领起：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意思是说浮云可见，而游子 (李白) 却不可见。古诗十九首》 中有：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由此引出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说明诗人对李白思念之深切。与前诗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一样，这里是从诗人角度切入，都是表明两人的友情深挚。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见浮云而念游子，是诗家比兴常例，李白也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的诗句。天上浮云终日飘去飘来，天涯故人却久望不至；所幸李白一往情深，魂魄频频前来探访，使诗人得以聊释愁怀。“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与上篇“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互相照应，体现着两人形离神合、肝胆相照的情谊。其实，我见君意也好，君明我忆也好，都是诗人推己及人，抒写自己对故人的一片衷情。
“告归” 以下六句，写梦中李白魂返前的幻影： 每当辞别之时，李白总是局促不安，不愿离去，并且再三苦苦诉说： “来一趟多么不易啊! 江湖上风波险恶，我真怕沉船坠水呢!”他出门离去，总是搔着头上的白发，仿佛是为辜负平生壮志而怅恨! 六句中第一二句写不愿“告归”，依依不舍的神态；第三四句是李白 “恐失坠” 的内心独白，写他忧路险、伤坎坷的苦情; 第五六句写他“出门”时的动作，展现他壮志未酬的悠悠心事。真是形可见，声可闻，情可触，李白枯槁惨淡之状，历历在目，令人潸然泪下！
“冠盖” 以下六句，是写梦醒后为李白的遭遇坎坷表示不平之意。你看，在京都长安城里，到处是高冠华盖的达官权贵，惟有李白这样一个大诗人“独憔悴”，困顿不堪，无路可走；甚至在年已五十九岁的 “将老” 之年，被放逐夜郎，连自由也失掉了! 这哪里有“天网恢恢”之事?鲜明的对比，深情的斥责，表现了诗人对李白深切的同情和对恶势力的强烈愤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的诗才尽管能享千古盛名，但生前遭遇如此凄惨，“身后” 寂寞无知，又有何用呢！诗人在这沉重的嗟叹之中，寄托着对李白的崇高评价和深厚同情，也饱含着自己坎坷零落的无限心事。
此诗与前诗相呼应。前诗以 “死别” 发端，此诗以 “身后” 作结，浑然一体。前诗写初梦，此诗写频梦; 前诗写疑幻疑真，此诗写形象清晰; 前诗重在对李白当时处境的关注，此诗则表对他生平遭遇的同情; 前诗忧惧之情独为李白而发，此诗不平之意兼含诗人的感慨。同为梦李白，题材相同而表现不一，足见诗人高超的诗艺，同时又表达了人间之至真至诚之至情。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此诗通过对月的宁静的气氛来塑造和渲染，勾起户们潜意识的惆怅，而又让户们于这种潜意识的掘起中生出一种新的享受。
“清泉映疏松”，此句不唯写泉与松，月光也在其中。有月在天，方可知泉“清”、松“疏”，方有一个“映”字。“不知几千古”，此句不唯写出诗户思绪万千，亦写出诗户独立的身姿。亦可想见诗户之非常户，方有念及“千古”之心。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户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寒月摇轻波，流光入窗户。”目光由远及近，由外及于内，由风景转入心境。薛逢《长安夜雨》云：“压树早鸦飞不散，到窗寒鼓湿无声。”与此类似。钱起《裴迪南门秋夜对月》云：“影闭重门静，寒生独树秋。鹊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则是由近至远了。
“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情因月起，意由情发。诗意满怀，故为“长吟”。然有佳作岂可无户欣赏、倾听？故思知音之意甚深。《长相思》云：“此曲有意无户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送纪秀才游越》云：“绿萝秋月夜，相忆在鸣琴。”对月思户，自然之事。李白行吟天下，知交亦满天下，处处相知却也是处处别离，思念于是则多。
“无因见安道，兴尽愁户心。”怀君而终不得见君，意兴阑珊，愁苦渐来。《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怀君不可见，望远增离忧。”马戴《楚江怀古》云：“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柳永《蝶恋花》云：“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两句用王子猷雪中访戴安道事，表达对朋友的想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