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有关景阳井,是南朝的故事,到李商隐时也将过去三百年,估计文人以此典故写成诗歌、散文的已经很多。比如唐朝诗人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 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晓自知。”景阳井的故事到后唐,文人们还是很熟悉的很喜欢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