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文章首先写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希望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文章词正理直，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入微。
文章第三段为劝说唐太宗不要玩物丧志，便举了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的例子。这两个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美名的皇帝，和唐太宗放到一块儿身份相同，又有些恭维的意思。“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在汉文、晋武下乎？”这是一反问，目的是谲谏太宗。即顾全了皇帝的颜面又指出了其过失，并且词旨剀切，这为说理性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革新六朝浮华无物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作者还是以定国安邦为出发点，希望君主能够听从劝告的。因此在行文上尽量避免直白的语气，换做是委婉含蓄的笔法来写。
文章第三至第十二段列举了十条唐太宗的缺点：
一、迷恋财物：过去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轻用民力：过去视人如伤，现在故劳役者；
三：乐身营欲，追求享受：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以劳人；
四、亲小人，远忠臣：过去“砥砺名节”，“亲爱君子，疏斥小人”，现在“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五、好尚奇珍，贪图玩乐：过去“捐金抵璧，反朴还淳”现在“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奇之作，无时能止”；
六、人思苟免，莫能尽力，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过去“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现在“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七、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过去“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现在“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八、忽略下层民意：过去“君恩下流，臣情上达”，现在“多所忽略”；
九、志在嬉游，荒于政事：过去“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现在“不复专心治道”；
十、劳弊尤甚，奴役百姓：过去“矜育之怀”，现在“疲于徭役”。
以上十条，款款是针对唐太宗失德之处拟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条建议或意见并没有完全将唐太宗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全盘否定。虽然小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要不然太宗皇帝也不会“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了，后来还“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并说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从这些举动上看唐太宗还是听进去了魏征的意见。文中像“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提炼出来可供帝王资政的治世格言。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此诗前两句“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极言塞外荒凉、酷虐的环境，极富塞外色彩，“燕支”“酒泉”，以西域的地名入诗，一望而知是北地边陲一带；“北风”“沙”“白草”，以特殊地域的自然景物入诗，给全诗罩上了一层沙海气息；“吹”“卷”，以独有的狂虐气势入诗，更给全诗贯注了一股粗犷的沙漠的血液。后两句“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直抒胸臆，表达诗人深切的思念之情。以“长安”与“日光”相比，暗用了晋明帝的典故。据《初学记》卷一引刘劭《幼童传》记载：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问何以异昨日之言。”对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是以知近。”帝大悦。结句还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中找到影子。如此用典无碍表达，更增诗句的人文气息。
全诗表达的感情虽极为普通，但表达方式却独具特色。以自己所处环境开篇，有一种向友人描述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思，同时又意指自己在这苍凉、萧索的环境中，十分孤独，因而更加怀念友人，怀念那共处的美好时光；随即的直抒胸臆即是印证了这一意境。抒情中又有对典故的运用，且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更见诗人笔力之深厚。
此词上片从游湖写起，讴歌春色，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明的早春图；下片则一反上片的明艳色彩、健朗意境，言人生如梦，虚无缥缈，匆匆即逝，因而应及时行乐，反映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寻欢作乐思想。作者宋祁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名扬词坛，被世人称作红杏尚书。
起首一句泛写春光明媚。第二句以拟人化手法，将水波写得生动、亲切而又富于灵性。“绿杨”句写远处杨柳如烟，一片嫩绿，虽是清晨，寒气却很轻微。“红杏”句专写杏花，以杏花的盛开衬托春意之浓。词人以拟人手法，着一“闹”字，将烂漫的大好春光描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过片两句，意谓浮生若梦，苦多乐少，不能吝惜金钱而轻易放弃这欢乐的瞬间。此处化用“一笑倾人城”的典故，抒写词人携妓游春时的心绪。结拍两句，写词人为使这次春游得以尽兴，要为同时冶游的朋友举杯挽留夕阳，请它在花丛间多陪伴些时候。这里，词人对于美好春光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这首词章法井然，开阖自如，言情虽缠绵而不轻薄，措词虽华美而不浮艳，将执著人生、惜时自贵、流连春光的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本词歌咏春天，洋溢着珍惜青春和热爱生活的情感。上阙写初春的风景。起句“东城渐觉风光好”，以叙述的语气缓缓写来，表面上似不经意，但“好”字已压抑不住对春天的赞美之情。
以下三句就是“风光好”的具体发挥与形象写照。首先是“縠皱波纹迎客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盈盈春水，那一条条漾动着水的波纹，仿佛是在向客人招手表示欢迎。然后又要人们随着他去观赏“绿杨”，“绿杨”句点出“客棹”来临的时光与特色。“晓寒轻”写的是春意，也是作者心头的情意。“波纹”、“绿杨”都象征着春天。但是，更能象征春天的却是春花，在此前提下，上片最后一句终于咏出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绝唱。如果说这一句是画面上的点睛之笔，还不如说是词人心中绽开的感情花朵。“闹”字不仅形容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而且，它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点染出来了。“闹”字不仅有色，而且似乎有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下阙再从词人主观情感上对春光美好做进一步的烘托。“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二句，是从功名利禄这两个方面来衬托春天的可爱与可贵。词人身居要职，官务缠身，很少有时间或机会从春天里寻取人生的乐趣，故引以为“浮生”之“长恨”。于是，就有了宁弃“千金”而不愿放过从春光中获取短暂“一笑”的感慨。既然春天如此可贵可爱，词人禁不住“为君持酒劝斜阳”，明确提出“且向花间留晚照”的强烈主观要求。这要求是“无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词人对春天的珍视，对光阴的爱惜。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