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此诗，谆谆嘱咐，劝勉有加，壮爱国之行色，见兄弟之亲情。
首联点题，写兄弟宦游四海，天各一方，已是常事，这次也不会因远别而悲伤落泪。苏轼兄弟情谊颇深，苏辙23岁前与兄住在一起，未曾一日分离。23岁进入仕途，从此宦游四方，会少离多。尽管如此，他们仍息息相关。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苏辙受累不怨。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肯舍弃官帽以营救其兄，感人至深。故《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此去，虽为远别，但暂作分离，一向乐观旷达的苏轼自然不作儿女之态。“那因远适更沾巾”化用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句意。
颔联劝勉。上句勉励苏辙不辞辛苦，其中的“驿骑”原指驿站快马．此代使臣；“凌风雪”写出了路途的艰辛。下句鼓励兄弟不辱使命，汉朝时匈奴自称天骄，以后用以代异族。凤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麟是传说中的仁德之兽，此以之代辙。既指子由之美德，更见国家之仁惠。这句是说．要让辽主认识你这仁德之国派出的使臣。既要不辱使命，更要不失大国风范。
颈联嘱咐。上句要子由身居沙漠，时时回望汴京的月亮，不要忘记故国。下句设想子由梦境，梦中的湖光山色应该是杭州的湖光山色。“时苏轼任职杭州，故有此语。
尾联望归。这里用李揆指子由，这不仅因为苏轼兄弟在当时的名位与声望，举世皆有所闻，而且以此告诫子由，出使北蕃，决不可追求盛名，须小心谨慎，安全而归。联系当时辽国每每扣押宋朝使臣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并非多余。用李揆故事，又以国家利益为重，实乃警精含蓄之语。
这首诗以送别为题，写出苏轼对子由出使辽国的复杂心理，一再劝勉，谆谆嘱咐，殷殷盼归。语言平实，自然流畅，属对工稳，用事精警。写寻常之题材，寄兄弟之亲情，明国家之大义，实乃苏诗中抒写爱国情怀之佳作。
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
第一首写一位宫中歌妓的愁情。这位歌妓，身居皇宫，歌舞帝前，生活奢侈。但她并非嫔妃，不能受到皇帝的亲幸，歌舞一散，各自回家。因而处境尴尬，心理失衡。“愁”为全诗之眼。首二句言居室华贵，且在皇宫。三四句言服饰奇特，山花插鬓，石竹绣衣。五六句言其身份，出入宫闱常随天子车驾。末二点明诗旨，表现出歌妓欢愉后的内心孤寂。这首五言律诗四联全都对偶。
第二首写歌妓中有人偶然被皇帝看中而极度受宠。其得幸的原因和赵飞燕完全相同，故以赵飞燕比之。前四句为比兴，以景物环境烘托宫女歌妓之美。首二室外花木，暗示美人嫩、白、香。三四殿内鸟雀，暗示善舞能言。五六句写选妓征歌。七八句写歌妓因能歌善舞而宠荣至极。此首前三联对偶。
第三首写天子赏乐。“君王多乐事”为全诗之纲。首二句似写风景，细品却是说龙恩抚远，万方朝贡。三四句言风光宜人，音乐醉人。五六句言音乐之美妙，笛声如龙鸣水中，箫声如凤鸣，遂使凤凰纷纷从空中飞下。箫声之妙，如同箫史。末二句似称颂君王与民同乐，实际暗含讽喻，且与首二句呼应。
第四首写帝与妃子嬉戏玩乐。“金宫乐事多”为全诗中心句。首句言宫中美景，且点明时令值春，以此陪衬。三四句言帝夜间无事，宫中路过。五六句写妃子花间游憩，帝过而笑，奔出花间；娇态可掬，为帝而歌。末二句言帝与妃子意兴不尽，愿明月迟度。。此二句字面意思是留住明月，好让月中嫦娥玩乐醉酒，实则让时光慢行，好多玩乐。
第五首写在春光明媚的宫殿，帝与妃子相信相爱。“罗绮自相亲”是全诗中心句。首二句写宫廷门户，曙光初照，风香日暖。风香实为花香。三四句写阳光照耀，百花争艳，池草碧绿。“争”、“暗”是诗眼。争，见花之鲜艳繁多，暗，示草长疾速，为人不觉。五六句写鸟歌人舞，自然景象与人类活动相媲美。“昭阳”句总括以上六句，为下句作陪衬。“罗绮”句为全诗主旨。综上，全诗八句，前六句全是写景，第七句总括前六句，修饰限制帝妃活动的时令环境。前七句都是为最后一句作陪衬的，但分两层。
第六首写宫女结伴游玩。“结伴游”为全诗之纲。“光明里”点明处所。中四句写宫中歌舞奏乐。乐为天乐，见其美妙；舞为艳舞，见其服丽；巧则舞姿娴熟；歌为娇歌，见其情态；半羞则娇态毕现。末二句写时至夜晚，宫女们趁月光、玩藏钩之戏。“花月夜”，一则点明游乐至夜，二则点明游乐环境之美。着一“笑”字，热闹场面跃然报纸上。“笑藏钩”与“结伴游”遥相呼应。
第七首写宫中行乐。“行乐好光辉”为全诗中心句。诗分两段。前四句写景，为主体部分作了很好的渲染。首二句写冬尽春来，梅落柳黄，为花木之景。“尽”“归”是诗眼。“尽”是说梅花整个落完；“归”使柳人格化。归在这里是使动用法，即春风使柳归来。三四句写莺歌燕栖。为鸟雀之景。“娇欲醉”、“语不飞”俱用拟人，极其生动。后四句写歌舞行乐。是全诗主体部分。五六句写日照歌席，花映舞衣，不胜光辉艳丽。第七句写时至夜晚，彩仗逶迤，宛若游龙，气势恢宏。第八句，“行乐”点明主体，“好光辉”盛赞行乐辉煌荣耀。
第八首仍写宫女游乐。首二句写宫殿楼观水绕花簇。“绿”、“红”是诗眼，突出了水与花的特征，使之色彩更为鲜明。三四句乐声，以鸟鸣为喻，使读者易于体会。五六句写宫女游乐，其中有声有色。七八句言趁风日好，去游未央宫，拓展了游乐的地域范围。
唐玄宗的旨意，原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要李白粉饰宫中的乐事。李白不能抗命，但遵命又违心。作为天才诗人，他想出了绝招：始则托言”已醉“，继而请求”赐臣无畏“。写的是”行乐“。诗人却有所”畏“，这就透露了消息。
组诗中的景物：嫩柳梨花，春风澹荡，正是良辰美景；金屋、紫微，玉楼，金殿，不啻人间仙境；卢橘，葡萄，为果中珍品；盈盈，飞燕，乃人寰绝色；征之以歌舞，伴之以丝竹，正所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皆备。于是盛唐天子醉了，满宫上下都醉了。昏昏然，忘掉了国家黎民。他们拼命享乐，纵欲无已，全不顾自己正躺在火山口上，更看不到他们一手豢养的野心家已开始磨刀。而自称”已醉“的诗人，恰恰是这幅宫中行乐图中唯一的清醒者。他在冷静地观察，严肃地思考。他原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奉诏入京，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励精图治的开元皇帝了。此时天才卓绝的李白，也只能做一个文学弄臣而已。如今偏要他作宫中行乐词，失望、痛苦，悲愤，啮噬着诗人的心。幸亏他有一枝生花妙笔，皮里阳秋，微言讽喻，尽在花团锦簇中。”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蛾眉粉黛，遍于宫廷，唯独没有贤才。”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里宫外，步步皆随声色，无暇过问朝政。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天才诗人的苦心孤诣，毕竟敌不过绝代佳人的一颦一笑。李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讽喻无力，愤然离开了长安。
李白的这组诗，写的是宫中行乐，种种豪华绮艳，曼丽风神，可谓应有尽有。但诗人孤标独醒，傲骨铮铮，偏要在“遵命”的文字中，加几根刺，挫一挫行乐者的兴头。他忧心如焚，透过这诸般“乐事”，看到的是行乐者的丑恶灵魂，想到的是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因此，盈盈，小小，罗绮，宝髻，翡翠，鸳鸯，玉楼，这美不胜收的一切，经李白的妙笔一点，便在读者心目中统统化为一片污秽。只有诗人忧世济时的胸怀，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的高超技巧，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