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三则》都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主题思想。
蒲松龄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作家,在《聊斋志异》另一篇故事《梦狼》中,把贪官写成牙齿尖利的老虎,把衙役写成吃人血肉的狼;它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作者“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认为他们“可诛”“可恨”(《王大》)。《狼三则》形象地揭露狼的吃人本质,凶狠狡诈的特性,表现了对豺狼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怯懦退缩,只能勇敢机智地把它们杀死的主题思想。本则所写屠户遇狼,始而迁就退让,几乎被吃,继而奋起杀狼,使自己转危为安的生动曲折过程,更是突出了这一主题。《狼三则》的故事是富有深意的,可以说是对《梦狼》的补充,实际上寄寓了作者鞭挞贪官污吏的思想。
这是一首描述普通人家热情待客的小诗。全诗共分四章,形式上全用赋法,颇具雅诗特点,然诗中反覆咏叹者多,渲染描绘者寡,又与风诗相近,故龚橙《诗本谊》谓此《小雅》“西周民风”之一。
诗首章取瓠叶这一典型意象,极言其宴席上菜肴的粗陋和简约,瓠叶味苦,则所食非美味佳肴可知,但主人并没有以微薄而废礼,而是情真意挚地“采之亨之”,并取酒相待,请客人一同品尝。诗中多用代词,加快了节奏,情绪显得欢快跳跃,而首章“亨”、“尝”押韵,属阳部,更为全诗定下了一个热烈高昂的基调。
诗后三章以白头小兔为叙赋对象,从另一面极言菜肴简陋。“一物而三举之者,以礼有献酢酬故也,酒三行而肴惟一兔首,益以见其约矣。”(《传说汇纂》引张彩语)《诗经》时代,关于荤菜,有“六牲”之说,即豕、牛、羊、鸡、鱼、雁(见《礼记·内则》),在正式宴请客人的场合,据礼当备“六牲”,而兔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如同北方谚语所谓“狗肉端不上台面”一样。明了这一点,便可看出同是宴饮之诗,《小雅·伐木》有“肥羜(音zhù,小羊)”“肥牡”,《小雅·鱼丽》有“鲿”“鲨”“鲂鳢”“鰋鲤”,和《小雅·瓠叶》中仅有“瓠叶”“兔首”相比,厚薄奢简尽显。正如第一章所叙述的那样,主人并没有因小兔之微薄而废燕饮之礼,而是或炮或燔或炙,变化烹调手段,使单调而粗简的原料变成诱人的佳肴,复以酒献客、酢客、酬客,礼至且意切,在你来我往的觥筹交错中,可以看出主宾之间确实“有不任欣喜之状”(陈延杰《诗序解》)。
从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感染力来看,《小雅·瓠叶》确实算不上雅诗中的上品,但它却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这首诗既表现出中华民族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又表现出礼仪之邦所独有的尚礼民风和谦虚美德。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一些感受。郑谷当时寓居长安,面临着新春的到来。漠漠秦云(长安旧属秦地),淡淡天色,正是西北春天的典型景象。望见这个景象,诗人自然会想到,又一个春天降临人间。但随即也会浮起这样的念头:跟着时光推移,自己的年岁不断增添,如今是愈来愈品尝到中年的滋味了。
中年,往往是人的一生中哀乐感受最深切的时候。青春已逝,来日几何,瞻前顾后,百感交集。诗中不作过多的描述,只是抓住对花无语、借酒浇愁两个细节,就把那种思绪满怀的复杂心理状态烘托出来了,笔墨经济而又含蓄。
那么,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底下一联为我们略作提示。“故第”,即旧时的住宅。寻找故第,只见苔色满墙,斑驳难认,意味着追怀平生,遗踪恍然。“春田”,指家乡的农田。由连夜雨声,触发起春田的忆念,暗示要弃官归隐,安度余生。上句是回顾,下句是展望,正体现了人到中年时的典型思想活动。作者借故第、春田、苔色、雨声等事物反映出来,形象鲜明而又富于概括力。
然而,往事既不可追,来日也未必可期;现实的处境一时难以摆脱,衰迟的年华更无情地逐日而去。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之中,除了翻出旧诗稿来修改几遍,琢磨一下自己作诗的技巧,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排遣心头的烦恼呢?结末两句表面说的“自喜”,实际是在年事虚长、无所作为情况下的自我安慰。透过外在的平静气氛,分明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强自压抑下的无聊索寞心绪。
郑谷的诗以轻巧流利见称,反映生活面不广,从本篇也可以得到验证。此诗涉及中年的苦闷,虽不无时代政治的投影,而主要仍限于个人的感兴,社会意义不大。但文笔清新,思致宛转,尤善于用简炼明白的语言表达凝蓄深沉的情思,在其作品中亦属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