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诗仅短短十六个字，却色彩斑斓，对比强烈，既有绘画般效果，又有山水动静之韵味，在以追求险怪为主的韩愈诗中可谓别具一格。
诗开头“条山苍”三个字。写出了中条山的苍翠之色，而仅以一个“苍”加以概括，也足见山势之大，浑然一色。同时，诗人写山，以河为比照和衬托，黄河流经中条山下，滔滔漭漭，浊浪排空，一片混黄之色，与苍翠之山色形成鲜明对比。诗写景状物，寄意深远。高山、大河为眼前实景，“苍”与“黄”，以强烈的颜色对比，强调视觉的差异，达到山水分明的艺术效果。
后两句，进一步写河、山，河之黄是因其浪涛汹涌，奔腾不息。山之苍是因其满山松柏，苍翠欲滴。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人生岁月就像这滔滔奔涌的黄河之水，一逝不返；生命是短暂的，但崇高的品德和人格却是永恒的，它像万古长青的松柏那样，永存人间。“松柏在高冈”这一喻象，表达了作者欲奋发有为、特立人间的宏伟理想。诗的境界博大，格调高亢。而“浪波”与“松柏”，一动一静，指一种深邃的人生哲理。
诗的立意高远，境界阔大，中口而出，率尔成章。颇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莽古劲，而格调更加高扬苍山翠柏，急水洪流，成为诗人精神的寄托，志趣的象征。因此，与其说此诗是写景，不如说是咏志。思随大河阔，志逐苍山高，青年诗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形象，卓然而出。
野菊花是似菊而小的黄色小花，与菊花相比，它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诗人却给了它诗情画意，让它在诗坛上占一席之位。
诗的前半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写。“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所指的秋菊是菊而不是野菊。重阳有赏菊的习俗，两句写野菊在世默默无闻，既未被文人采用以登上文坛，更未受世俗钟爱。“况”字使次句的语气紧连首句，有更进一层的意思。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两句，既写形态又写精神，对野菊的姿色、芳香和品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在野”与“在庭”相对。因不为人赏识，便任其在野自生自灭。不似一般之菊在庭院中有人着意栽培。这也许是野菊的憾事，但诗人却把这看成是快事，因为它可以避免栽培人的束缚剪裁与观菊者的诸多采摘，即不受人们的干扰，因而显得幽闲自若，别有丰彩。以至于诗人面对着它，“任是无情也动心”，情不自禁地要采来观赏——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半山碧”写出野菊生长、繁衍的旺盛，也表现野菊的生活环境是在野外山上。“已晚”写时间，“便忙”写情状。诗人旅途之中到了傍晚，本该忙于归宿，但山中野菊的丰姿与妙香，逗得诗人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要去折取一枝来加以观赏，诗写至此，已流露出对野菊的浓厚兴趣，而尾联更以写野菊花的自豪感来进一步表达对它的赞美：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陶渊明酷爱菊花，于宅边东篱下种菊颇多，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这两句是说，野菊花一定冷笑那些篱边的黄菊——它们正向陶渊明一类的诗人邀宠，以取得诗人吟赏的荣光。言下之意，诗人们的眼光只向着庭菊，并不转向野菊；而野菊自有不邀宠争光的品行，对那些邀宠争光的庭菊不屑一顾，惟以冷笑置之。
在无人看重的情况下，幽闲自得，不减妙香，不慕赏识，有意将它与菊花对比，并倾注了自己的关切赞美之情。这也许另有所指。诗写得脱俗、婉转、流畅，给人很深的印象。在大量的咏菊诗中，这是颇有独创性的。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首从回顾楚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着笔，与其衰落败亡的结局以及今日遗址荒芜的景象，作强烈的对比。“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是说楚国远承商周二代的王业，国统由来久长，在发展鼎盛时期，曾和齐晋结盟，对抗强秦。楚原是商的属国，后至周，又被周成王正式封为诸侯国。因此可以说“是远接商周祚最长”了。“祚”，指王统。
第二联顺接上联意，写楚国最终由盛而衰，以至为秦所灭。“章华歌舞终萧瑟”，写的便是这种历史的结局。“章华”，即章华台，楚国离宫，旧址有几处，此当指沙市之豫章台。当年章华台上的歌舞，早已萧索寂寥了，但是，“云势风烟旧莽苍”：楚地著名的云势泽，气象依旧，风烟迷蒙，阔大苍茫。这里，诗人以章华歌舞之短暂映照云势风烟之永恒，产生强烈对比，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叹，揭示出历史发展之无情。
第三联由历史的回顾转为对眼前景象的描写：“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当年郢都宫殿旧址，如今已野草滋蔓，唯见雁群时时飞起；早已被盗掘的荒坟野冢，如今成了狐兔藏身之所。这景象是多么凄凉败落，它既是诗人眼前所见之景，又是当年楚国衰亡的象征。而导致楚国衰亡的原因，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尖锐指出的，贵族蒙蔽君王，嫉贤还能，朋比为奸惑乱国政。这一历史的教训，使得千秋仁人志士莫不感到感慨万分，热泪沾裳。末联“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是诗人对楚之衰亡所作的结论，也是全诗主旨之所在。“灵均”是屈原的字，“灵均恨”，既是屈原在《离骚》中所无法尽情宣泄的家国无穷之恨，也是陆游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与屈原共命之叹。
第一首以议论起笔，以抒情落笔，中间两联写景，情寓于景。第二首则首尾写景，中间抒情，情因景而发。第一联：“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荆州”，即指郢都；“徂岁”，犹言过去的岁月；“下阪轮”，即下坡的车轮，这里用以形容流光迅速。此联是说荆州十月便是早梅初开的小阳春气候了，时光的流逝的感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迫切要求报国效命的志士的感慨，是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包含着对人事代谢现象的探寻。第二联由对屈原的怀想而抒发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壮志难酬的愤慨，这是伤古，又是悼今。“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写得极为沉重。是啊，天行有常，何曾有导致壮士途穷困厄之心；自古以来，皆因人事之非，以致多少像屈原这样的贞臣节士去国离乡，放逐江湖。这一切怎不令人顿生怨愤，非淋漓痛饮焉能排遣，非慷慨悲歌何以发泄。诗的第三联“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正是表达这样一种感情。但是，诗人心中那报国无门的怨愤和苦闷是无法解脱的，所以“淋漓痛饮”于长亭薄暮之中，更显孤独；“慷慨悲歌”于白发初生之际，自增惆怅。这种心情只有泽畔行吟的屈原可以与之相通，美人迟暮悲今古，一瓣心香吊屈平。但眼前却是“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末联勾画出的这种荆榛满地、霜露侵入的惨淡景象，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上，也引起读者的沉思。
陆游的优秀诗篇大都回荡着爱国激情。在这组诗中，诗人的一纸诗情，又是通过郢都古今盛衰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并且借屈原的千古遗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说陆游诗“尽拾灵均怨句新”（《跋陆务观剑诗稿》），正可概括这首诗的特色，读后，确如朱熹所云：“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赓》）公元年1178（淳熙五年）五月，陆游又写了《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皆抒发同一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