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两句写闺中女子开帘见月，立刻下阶便拜，写出她的急切而微妙的心理。开帘一句，揣摩语气，开帘前似未有拜月之意，然开帘一见新月，即便于阶前随地而拜，如此不拘形式，可知其长期以来积有许多心事，许多言语，无可诉说之人，无奈而托之明月。以此无奈之情，正见其拜月之诚，因诚，固也无须兴师动众讲究什么拜月仪式。
“便即”二字，于虚处传神，为语气、神态、感情之转折处，自是欣赏全诗的关键所在：一以见人物的急切神态，二以示人物的微妙心理。这两句三个字特别传神，“见”呈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惊喜与心田的忽然开朗，“下”是“见”后的自然动作，由心情使然，会让人觉得是敏捷地走下台阶，而神色开悦可喜。刚下台阶神速下拜， “拜”既体现了诚和信，又见到了内心的迫切。这两句以三个动作来表情，也为下两句作铺垫。
“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两句刻画她感情专注而又不想让外人知道的娇羞神态。“细语”二字，维妙维肖地状出少女娇嫩含羞的神态。少女内心隐秘，本不欲人闻，故于无人处，以细声细语出之，诗人亦不闻也。其实，少女内心隐秘，非愁怨即祈望，直书反失之浅露。现只传其含情低诉，只传其心绪悠远，诗情更醇，韵味更浓。庭院无人，临风拜月，其虔诚之心，其真纯之情，其可怜惜之态，令人神往。即其于凛冽寒风之中，发此内心隐秘之喃喃细语，已置读者于似闻不闻、似解不解之间，而以隐约不清之细语，配以风中飘动之罗带，似纯属客观描写，不涉及人物内心，但人物内心之思绪荡漾，却从罗带中断续飘出，使人情思萦绕，如月下花影，拂之不去。后两句呕心吐血，刻意描绘，而笔锋落处，却又轻如蝶翅。
此诗纯用白描勾勒人物，通过娴美的动作、轻柔的细语和亭立的倩影，将人物一片虔诚纯真之情烘托而出，读之余音袅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表面看，似即写作者之所见所闻，又全用素描手法，只以线条勾勒轮廓：隐秘处仍归隐秘，细节处只写细节。通过娴美的动作、轻柔的细语和亭立的倩影，人物一片虔诚纯真的高尚情感跃然纸上，沁人肌髓。这正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