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绪已兰羞老大，交期将近懒游从。
杏开暖萼融红蠟，柳放晴花拆白茸。
赋得上林佳景尽，不知谁为荐临邛。
欢绪已兰羞老大，交期将近懒游从。
杏开暖萼融红蠟，柳放晴花拆白茸。
赋得上林佳景尽，不知谁为荐临邛。
菊花，不像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别出新意的道出了他爱菊的原因。
第一句“秋丛绕舍似陶家”的“绕”字写屋外所种菊花之多，给人以环境幽雅，如陶渊明家之感。诗人将种菊的地方比作陶家，可见秋菊之多，花开之盛。这么多美丽的菊花，让人心情愉悦。
第二句“遍绕篱边日渐斜”表现了诗人专注地看花的情形。第二句中的“绕”字写赏菊兴致之浓，不是到东篱便驻足，而是“遍绕篱边”，直至不知日之将夕，表现了诗人赏菊时悠闲的情态。诗人被菊花深深吸引住了，其爱菊之情，似较五柳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遍绕”“日渐斜”，把诗人赏菊入迷，流连忘返的情态和诗人对菊花的由衷喜爱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前两句短短的十四个字，有景、有情、有联想，活脱脱地勾勒出一幅诗人在秋日傍晚漫步菊丛赏花吟诗而乐不思返的画面。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点明了诗人爱菊的原因。这两句以否定句式陡地一转，指出自己并非没来由地钟情菊花。菊花是在百花之中是最后凋谢的，一旦菊花谢尽，便无花景可赏。人们爱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来。因此，作为后凋者，它得天独厚的受人珍爱。诗人从菊花在四季中谢得最晚这一自然现象，引出了深微的道理，回答了爱菊的原因，表达了诗人特殊的爱菊之情。其中，当然也含有对菊花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
这首诗从咏菊这一平常题材，发掘出不平常的诗意，给人以新的启发，显得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在写作上，用语淡雅朴素，饶有趣味。笔法也很巧妙，前两句写赏菊的实景，为渲染爱菊的气氛做铺垫；第三句是过渡，笔锋一转，跌宕有致，最后吟出生花妙句，进一步开拓美的境界，增强了这首小诗的艺术感染力。
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上流贵妇赏春时心理变化的一首闺怨诗。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诗中的“闺中少妇”和她的丈夫对这一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幻想。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未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当时“觅封侯”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从而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首二句描写十五月圆之夜的天光月色：皓月当空，月轮的万顷光波，扫射整个宇宙，世界一片澄明透彻。这境界多么美丽而又神奇！三、四句想象醉后跨上玉龙遨游太空的幻景。气概豪迈，感情奔放。而刘克庄这句出新之处在于一是“醉跨”二字生动形象，将酒后狂放不羁的神态活画了出来;二是“玉龙”色彩鲜明。玉色洁白润泽，用来修饰“龙”字，与本词前二句所描绘的光明世界配合起来，不仅色调谐和，而且给全词增添了神话色彩。“八极”指宇宙间最邈远的地方。“历历天青海碧”写遨游八极所见景象。这时作者精神上已超越尘世，来到广漠无垠的天极，茫茫寰宇，湛湛青天，沉沉碧海，历历在目。
过片由太空进入月宫：“水晶宫殿飘香，群仙方按霓裳。”仙手飘飘，仙女们按节而舞，不禁让人心驰神荡。最后二句由天上想到人间，对比之中似寓感慨。
酷暑难熬，当仙女们在凉爽的水晶宫殿里轻歌曼舞的时候，人世间却正经历炙热酷暑之苦，所以作者设问说：还需化费多少风露，才能驱散炎暑，换得人间的清凉呢？联系南宋后期统治者偏安江左，沉湎声色，置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的社会现实，表现出词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刘克庄素有拯世济民之志，其寄希望于人间的，当不只是自然界季节的代序，而应该是一个理想的清平世界的出现。
这首词虽是“玩月”，但全篇无一月字，读来却觉满卷月华，天上人间，心摇神荡，足可见词人运思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