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孟浩然“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读了许多书,以求仕途显达,有益于社会。可是“欲济无舟楫”,仕途上屡受挫折,使他陷入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痛苦中。
第一联“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男儿要有英雄气、不必天天在家读书的景致,在武与文的对照中,明确揭示出全篇主旨,把诗人“儒冠误身”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开闸那样突然迸发出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表现了诗人才大难为用的愤慨心情。这种思想,是由于唐代社会积蕴着浓郁的“英雄”气氛,投笔从戎显然不是诗人的一时激奋之举,而是边塞诗人英雄意识和功名情结长期孕育而产生的结果。
第二联借用《论语》典故,运用概括描写,以旷达的情怀称颂晚辈好勇多才,笔调轻松,感情真挚而又得体。从所用典故来看,告八当为诗人的晚辈。诗人用此诗勉励年轻人从军报国,极具壮逸之气,讴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量。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心中充盈着豪荡侠情和肝胆意气。有志男儿凭此足以立功边陲。诗人对豪勇意气的赞美之情,正是盛唐人心绪的真实流露。
第三联承接前面的才气对照,再写两人的不同遭遇。一个“运筹勇入幕”,一个“养拙就闲居”,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出对告八的鼓励和羡慕,流露出自己不得不隐居的苦情。这对当时人们在儒术之外,还重侠尚武的社会思潮作出了很好的揭示。
末联写诗人借用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典故,以功成身退互勉,在消积中蕴含着积极和奋发,在隐逸中充满了幻想和期望,又告诫告八必须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一样,知进知退,切莫贪恋禄位。功成名就之后又双双归卧田园的典故,以抒发诗人对告八必能恃才建功且会功德圆满的信心。这种热切期盼和信心,同样从一个侧面辉映出典型的盛唐面影。
此诗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虽失意但无苦语,送友人而不见别绪,风格俊爽,颇有韵致。此诗奇句写告八,偶句写自己,句句对照,写得颇有特色。诗中处处闪现着男儿的豪情志节,充溢着一股不同于多婉约情调之宋词的阳刚之气。一方面写告八从军,鼓励他上进;一方面写自己,想求功名后身退。诗中处处照顾到两者的相互关系。最后,以功成身退的“两疏”互勉。写得既真挚而又得体。诗人借送别告八从军,抒发了自己“魏阙心常在修,希求立功成名”的思想,发出了书多无用,功成便退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