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意中可知,这是贺知章早晨离别故乡,出发去远方之地的一首诗作。从贺知章的生平看,可能是年青时离开永兴县去长安赶考的一首诗。永兴在越西的水网地带,当年民间交通以小船为多,贺知章一早出发时坐的便是舟舡,先送到驿道上的一个渡头,再转入大道。从“江皋”、“海潮”两句看,写诗地应在海边的浙江西陵渡一带,对江便是杭州城的吴山和玉皇山。从晨露溶溶等描述看,贺知章故居到江皋的时间约行了一两个小时,路程有二三十里,因中间隔着萧然山,看不见故居,所以像似“故乡杳无际”了。
由于贺知章青少年时离开了“思家桥村”,迁居至来苏乡潘水河边,所以他是从来苏乡坐船出发,经官河或西城湖水道进入西陵驿的。全程约三十里。
首联“江皋”是指钱塘江边的西陵渡头,贺知章及送行的亲友们听到了晨雾中传来的钟声。上岸后,船工开始整理船舱,用小木桨把船里的积水抛向外面,并准备回去,所以叫做“轻枻理还舡”。第二联写早晨江边的光景,夜色未尽下的海潮还隐隐约约的起伏,但正在退去。而吴山下的晨雾一阵一阵地涌动着。“川”指两山间或山坞中的平地,山气和地气在这里大量交融,形成溶溶雾水。沙滩上已见到鸟儿在飞翔,尤其是北岸的诸多山峰,还像埋在云雾中一样,缥缈难见。全诗表达了贺知章心向远方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情,也写出了钱塘江畔的优美景色。
最后一句“故乡杳无际,明发怀朋从。”着重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留恋,对亲友的深情。当时,他回头去看了一眼故里坊宅,只见到了萧然山的外貌,而家乡似乎已在无边无际的地方了,潘水边的云门寺等更是全无踪影。再说亲友们已经回去了,这时怀乡之情便油然而生。如果这次远行是去长安应举的话,那么贺知章五十年后写《回乡偶书》的意境正好与《晓发》相对应。
此诗表达作者在秋夜对隐居朋友的思念之情。前半首写作者自己,即怀人之人;后半首写正在临平山学道的丘丹,即所怀之人。全诗不以浓烈的字词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着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
如果就构思和写法而言,这首诗还另有其值得拈出之处。它是一首怀人诗。
前半部分写诗人自己,即怀念友人之人;后半部分写正在临平山学道的丘丹,即诗人所怀念之人。首句“怀君属秋夜”,点明季节是秋天,时间是夜晚,而这“秋夜”之景与“怀君”之情,正是彼此衬映的。次句“散步咏凉天”,承接自然,全不着力,而紧扣上句。“散步”是与“怀君”相照应的:“凉天”是与“秋夜”相绾合的。这两句都是写实,写出了作者因怀人而在凉秋之夜徘徊沉吟的情景。
接下来,作者不顺情抒写,就景描述,而把诗思飞驰到了远方,在三、四两句中,想象所怀念之人在此时、彼地的状况。而这三、四两句又是紧扣一、二两句的。第三句“山空松子落”,遥承“秋夜”、“凉天”,是从眼前的凉秋之夜,推想临平山中今夜的秋色。第四句“幽人应未眠”,则遥承“怀君”、“散步”,是从自己正在怀念远人、徘徊不寐,推想对方应也未眠。这两句出于想象,既是从前两句生发,而又是前两句诗情的深化。从整首诗看,作者运用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使眼前景与意中景同时并列,使怀人之人与所怀之人两地相连,进而表达了异地相思的深情。
陆机在《文赋》中指出,作者在构思时,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些话说明文思是最活跃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因此,在诗人笔下,同一空间里,可以呈现不同的时间;同一时间里,也可以呈现不同的空间。像王播的《题木兰院》:“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就属于前者。而这首韦应物的怀人诗,则属于后者。现代的电影艺术,有时采用叠影手法来处理回忆与遥想的镜头,有时使银幕上映出两上或两个以上的画面,使观众同时看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空间或时间里出现的不同场景。这首诗运用的手法正与此相同。它使读者在一首诗中看到两个空间,既看到怀人之人,也看到被怀之人,既看到作者身边之景,也看到作者遥想之景,从而把异地相隔的人和景并列和相连在一起,说明千里神交,有如晤对,故人虽远在天涯,而想思却近在咫尺。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