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祖国的壮丽河山，到处呈现着不同的面貌。吴越的柔青软黛，自然是西子的化身；闽粤的万峰刺天，又仿佛象森罗的武库。古来多少诗人词客，分别为它们作了生动的写照。辛弃疾这首《过南剑双溪楼》，就属于后一类的杰作。
宋代的南剑州，即是延平，属福建。这里有剑溪和樵川二水，环带左右。双溪楼正当二水交流的险绝处。要给这样一个奇峭的名胜传神，颇非容易。作者紧紧抓住了它具有特征性的一点，作了全力的刻画，那就是“剑”，也就是“千峰似剑铓”的山。而剑和山，正好融和着作者的人在内。上片一开头，就象将军从天外飞来一样，凌云健笔，把上入青冥的高楼，千丈峥嵘的奇峰，掌握在手，写得寒芒四射，凛凛逼人。而作者生当宋室南渡，以一身支拄东南半壁进而恢复神州的怀抱，又隐然蕴藏于词句里，这是何等的笔力。“人言此地”以下三句，从延平津双剑故事翻腾出剑气上冲斗牛的词境。据《晋书·张华传》：晋尚书张华见斗、牛二星间有紫气，问雷焕；曰：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后焕为丰城令，掘地，得双剑，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遣使送一剑与华，一自佩。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其子华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化为二龙。作者又把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等清寒景色，汇集在一起，以“我觉”二字领起，给人以寒意搜毛发的感觉。然后转到要“燃犀下看”（见《晋书·温峤传》），一探究竟。“风雷怒，鱼龙惨”，一个怒字，一个惨字，紧接着上句的怕字，从静止中进入到惊心动魄的境界，字里行间，却跳跃着虎虎的生气。
换片后三句，盘空硬语，实写峡、江、楼。词笔刚劲中带韧性，极烹炼之工。这是以柳宗元游记散文文笔写词的神技。从高峡的“欲飞还敛”，双关到词人从炽烈的民族斗争场合上被迫地退下来的悲凉心情。“不妨高卧，冰壶凉簟”，以淡静之词，勉强抑遏自己飞腾的壮志。这时作者年已在五十二岁以后，任福建提点刑狱之职，是无从施展收复中原的抱负的。以下千古兴亡的感慨，低徊往复，表面看来，情绪似乎低沉，但隐藏在词句背后的，又正是不能忘怀国事的忧愤。它跟江湖山林的词人们所抒写的悠闲自在心情，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这是一首登临之作，是辛弃疾爱国思想表现十分强烈的名作之一。词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线索清晰，钩锁绵密。一般登临之作，往往要发思古之幽情，而辛弃疾此词却完全摆脱了这一俗套。作者即景生情，把全副笔墨集中用于抒写主战与主和这一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之点上。全篇钩锁严密，脉络井然。第二是因迩及远，以小见大。作者胸怀大志，以抗金救国、恢复中原为己任。他虽身处福建南平的一个小小双溪楼上，心里盛的却是整个中国。所以，他一登上楼头，便“举头西北”，由翻卷的“浮云”，联想到战争，联想到大片领土的沦陷与骨肉同胞的深重灾难。而要扫清敌人，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则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作者却从一把落水的宝剑起笔，加以生发。“长剑”，长也不过是“三尺龙泉”而已。而作者却通过奇妙的想象，运用夸张手法，写出了“倚天万里须长剑”这一壮观的词句。这是词人的心声，同时也喊出了千百万人心中的共同意愿。第三个特点是通篇暗喻，对比强烈。这首词里也有直抒胸腺的词句，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但是，更多的词句，关键性的词句却是通过大量的暗喻表现出来的。词中的暗喻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暗喻敌人和主和派的，如“西北浮云”，“风雷怒，鱼龙惨”，“峡束苍江对起”等；一组是暗喻主战派的，如“长剑”，“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等等。这两种不同的形象在词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对比。这种强烈对比、还表现在词的前后结构上。如开篇直写国家危急存亡的形势：“举头西北浮云”，而结尾却另是一番麻木不仁的和平景象：“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沐浴着夕阳的航船卸落白帆，在沙滩上搁浅抛锚。这与开篇战云密布的形象极为不同。
这首词形象地说明，当时的中国大地，一面是“西北浮云”“中原膏血”；而另一面却是“西湖歌舞”“百年酣醉”，长此以往，南宋之灭亡，势在必然了。 由于这首词通体洋溢着爱国热情，加之又具有上述几方面的艺术特点，所以很能代表辛词雄浑豪放、慷慨悲凉的风格，读之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令人魄动魂惊。
《浣溪沙·舟逐清溪弯复弯》是首写山水风景的小词，流露出一种《人间词》中难得有的好心情和好兴致。
起句“舟逐清溪弯复弯”是指小舟在清澈曲折的溪水中自由自在地划行。“逐”，强调了舟行之随意，它不是故意做出曲折的姿态，而是随自然弯曲的溪水而行。正如苏轼论文时所说的“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境界（《答谢民师书》）。“弯复弯”，与《阮郎归》中“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的用词虽同而给人的感受不同。“川途弯复弯”是强调前途的艰难阻隔，这里却是写船行的自然随意。“垂柳开处见青山”的“开”字用得很好，它既写出了小舟在杨柳稀疏之处忽然发现柳外青山的豁然开朗之感。这两句写的是放舟春游的自然环境，但也同时写出了人在这种环境中所感到的自由和适意。“毵毵绿发覆烟鬟”是进一步描写近处垂柳和远处青山共同组成的画面。这一句实际上有双关的含义，既可以看作是写近景垂柳远景青山的自然风光，也不妨可以看作在写乘舟春游的美人。
“夹岸莺青迟日里”写春暖青开的两岸景色，“归船萧鼓夕阳间”写的是游春之人的萧鼓丝竹之乐。古人说：“四美俱，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王勃《滕王阁序》），王国维自己也说过，“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王国维《晓步》）。大自然的春色提供春色每年都有，而且它如此慷慨地把这美色提供给人间，不分贫富也不论贵贱，只要你有悠闲的心情和审美的悟性，就能够得到尽情的享受。然而，这么简单的两个条件却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萧鼓楼船的达官贵人固然未必真正懂得大自然之美；忧生忧世的诗人则很少有“能狂”的闲暇和“能狂”的兴致。
在《人间词话》里，作者提出了境界说，大大丰富了文艺批评的理论。境界是一个空间。根据构成空间的要素，境界可分为景境（物境）、情景和意境。一般来说，空间的构成是多因素的，但是空间的维度是由要素决定的，景境是一维的，情境是二维的，意境则是三维的。比如说，在景境空间并非纯粹的毫无情感的景物描写，只不过其主要意蕴是表现物和景的。
情境是二维空间，作品所表现的是景（物）和情，景既是情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情的背景，是情的衬托。《人间词》中以情境词为多，其中有表现恋情的，有表现思妇怀远人的，有表现伤感的。无论是哪一类情境词，大多采用以景衬情的手法，表现了圣洁的情境。“清溪弯复弯”表达的就是有我之境。作者平素难得欣赏这样的闲适美景，休养的时候身入其境了，所以作者在尽情地欣赏美景。“一生难得是春闲” 正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作者对当前的美景是无限珍惜的，词中表现的景是优美的，情是深沉的。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