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修道的人一般讲求修心养性,与世无争。也讲因果循环,众生平等。这首作品里也有这样的观点出现。可能这正是作者隐居前最后对红尘的回顾,里面还有看破尘世的意思。
像许多隐士一样,诗人也曾远足游历,因此寻到了心中理想的隐居地点,这可能是武当山,又可能是华山。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华山上也有道观。深山历来为修道者的所爱,因为山中就连四时也不于山外的相同,有安静的环境,又有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如山泉、野蘑菇、山野菜、古刹遗迹也是山林里保存的最好。因此诗里最后也表示诗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山林,隐居起来的。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印记。
说他看破红尘,其实在第一句里“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中就点明了。后面的两句可以说是对这一句的补充说明,最后则是对立志归隐修道的表白。红尘游遍,唯有青山是最向往的,说明对诗人来说俗事已经是如过眼云烟般了,诗人通过十年的磨砺,终究决定归隐修道,这除了消沉,还有一种独特的清醒。这从后面对选择归隐的解释“紫绶纵荣怎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中可以领会到。说诗人隐居有时代因素,也是因为这两句中还有对世事的一些批评。最后表露出的对自然的欣赏和喜爱似乎说明了他并非不爱热闹,繁华的世间,只不过逃避的是不该有的战乱和人祸罢了。大自然的生机正是诗人向往的,他要远离的是腐败和颓废的环境。所以诗里就有“野花鸣鸟一般春”这样的句子。与其说诗人想弃世,不如说诗人是想洗刷自己的思想,用朴素的生活历练自己,以达到修道的本来目的。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