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
此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草堂诗余别集》、《古今词综》等都题作“离情”，而《草堂诗余别集》还注云：“一作春怀”。由此看来，这些恐均非原题，是后人据词作内容添加的；此外，“春怀”与“离情”确也概括了词作的主要内容。从词作的内容与风格来看，这首词当写于词人婚后不久，夫妻小别，李清照独居时。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开首三句，词人放眼室外，由春景落笔。但见初春时节，春风化雨，和暖怡人，大地复苏，嫩柳初长，如媚眼微开，艳梅盛开，似香腮红透，到处是一派春日融融的景象。词人前期生活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以其独具的才情、细腻的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悟、强烈的关注，常有出人意表之想。表现在词作里，就是经常慧心独照，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暖日晴风”似还不足以表达春天到来的特征，而紧接以“柳眼梅腮”（此句历来被称为“易安奇句”），则使到来的春天更直接、更形象。李商隐在《二月二日》一诗中有“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苏轼在《水龙吟》词中描绘柳叶情状是“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看来女词人受此启发，抓住两个极具特点的事物，写出春天的生机。第三句的“已觉春心动”，从语意上看，是对春天来临总的概括，实亦是自己怀春之情已动之流露。词人游春、赏春，目睹良辰美景，必有所思，这句也暗启后二句词人所抒发的情思：“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女词人的细腻、敏感的思绪与感悟进一步强化，面对如此大好春光，自然便联想到自己独处深闺，孤栖寂寞，这与往日和丈夫赵明诚一齐把玩金石，烹茗煮酒，赏析诗文的温馨气氛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谁与共”，道出此刻词人内心的苦涩。紧接着词人用一个细节来进一步形容自己内心的苦涩，泪水流淌，脸庞上的香粉为之消融，心情沉重以致觉得头上戴的花钿也是沉甸甸的。
词作的下片，词人以细微的笔触，紧承上片末句，着重刻画自己具体的闺中寂寞生活。“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春暖天晴，春装初试，然而词人却足不出户，去观赏那美好的春景，却斜倚在山枕上，以致把精美的钗头凤给压坏了。“山枕”，即檀枕，因其如“凹”形，故称山枕。词人不出户观赏春景，是因怕良辰美景触引伤感之情，二是表明其心境郁闷，慵懒至极。一个“斜”字，也暗示词人慵懒、无精打采。末二句：“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愁本无形，却言“抱”，可见此愁对其来说有多“浓”，多重，更何况是“独抱”，此情更是难堪。“无好梦”，是说现实很寂寞无聊，想在梦中去寻求慰藉，但却始终无法进入梦乡，直至夜阑人静之时，仍剪弄灯花，以排遣愁怀。“犹”字写活了词人百无聊赖的情态。此外，剪弄灯火，古时妇女常藉以卜数夫君之归期。这两句写得极为细致、生动，看似毫不经意，如叙写生活本身，实是几经苦炼，没有生活经历和深厚的艺术功力是无法写就的。清词论家贺裳评这两句为“入神之句”（《皱水轩词筌》）。
全词从白天写到夜晚，刻画出一位热爱生活、向往幸福、刻骨铭心地思念丈夫的思妇形象。
这首词上片写无聊的夜间，独坐灯前，秋夜空庭，抒发其心情困顿。下片言明时间已至三更，而词人仍是难以安寝。全词采用翻转层进的表达之法，使所要抒发的感情更加深透，更能启人联想。
上片写无聊的夜间，独坐灯前，秋夜空庭。“闷自剔残灯”，让人想到容若是个容易亲近的人，在灯前独坐，百无聊赖，只得面对残灯，自娱自乐。这样的男子，虽然性情忧郁，却在骨子里有着让人喜爱的部分。开篇一句正是其心情困顿，无可抒发的无奈写照。到了“暗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已经是痛到极致的一种状态了。风雨潇潇而落，空气清冷，在晦暗的夜空下，这雨声还有风声是如此的不堪入耳。听到耳朵里，仿佛都是刺在心头，针扎一般，让人难以忍受。“那更西风偏着意，做是秋声”，可是秋风不解人意，偏偏刮个不停，将凄凉的秋意刮遍人心。在容若的词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悲伤欲绝的词，相当凄切。所谓“观之不忍卒读”，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有着无法宽宥的自责与责他。
下片言明时间已至三更，而词人仍是难以安寝。已经是三更天了，夜深人静，自己却还是难以入眠，“城柝已三更，欲睡还醒”，容若在孤寂的夜色中，看着天色一点点变明亮，眼看着第二天的白日就要升起来了，可自己还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独坐桌旁，守着一盏孤灯，看着窗外寒夜中的星空，心早已苦成了一个又一个黑洞。在这个深夜中，“薄寒中夜掩银屏”。容若在为什么愁思，是为女子，还是为友人，难以说清。这突如其来、绵绵不绝的愁绪，让容若也对自己产生了嘲讽之意，他暗叹道：“曾染戒香消俗念，莫又多情”，就此结束了整首词，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愁苦开示。从前种种，是永远的痛。而今一切，是无奈的人生。
诗人自悔多情，欲从中自救，故“曾染戒香”去消解之。但秋夜秋声却偏偏又触动了他的多情。本来是多情。偏要学无情，结果仍是陷入多情的烦恼中，如此矛盾的心情，又使诗人平添了更多的愁苦。这是翻转层进的表达之法，使所要抒发的感情更加深透，更能启人联想。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此为滕宾普天乐失题小令十一首的第三首，作者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官场免得的批判，表现了归隐田园的志趣。此曲在构思上也颇有佳处。作者仍从写景入手，“翠荷”四句，写秋景。前二句是写眼前景，翠荷凋残，苍（深绿色）梧坠叶；后二句，一个“应”字耐人玩味，仿佛山若有情，山亦当憔悴消瘦。无情之物遂亦人格化，此用移情入景之法。
这四句写景，由近及远，由真切具体而至博大苍莽，层次分明；作者连用“残”、“坠”、“瘦”、“稀”四字，写出了百卉俱腓、草木摇落的萧瑟秋景，再加以“千山”、“万木”，极状空间范围之大，于是，疏木衰林、万物悲秋的肃杀之气，塞空而下，读之不减老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边落森萧萧下”的气概。其实，春华秋实，秋天固化剂橙黄橘绿时，秋本无所悲，即如宋代杨万里所说：“秋气堪悲未必然。”但因作者有感于岁月迟暮，有如草木凋零，故觉秋景惨然多凄。回首人生旅途，大半生已过，却仍然碌碌风尘，为名缰利锁所羁。故紧拉着由景物转入人事，写出了“蜗角”、“蝇头”等四句。蜗角，典出《庄子·则阳》，去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百万。”苏轼满庭芳词又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里用以表现作者对名利的鄙视。然而作者身羁官声，归隐之志未遂，在识时知机，进退行藏的认识上，应该承认自己是输与皆渊明了。一个“输”字，表现了作者对隐士皆渊明的倾慕和对自己未能及早归隐田园的悔恨，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
“黄菊围绕”、“良田数顷、黄牛一只”是作者预想归后田园生活的蓝图。一想到躬耕田亩，远离风波的自由自在，便欣然神往，故煞句以“归去来兮”表示其浩然归志。
此曲以景起兴，以情作结，皆统一于落叶归根这一主旨上。中间虚实交错，景与情，古与今，人与我，眼前与未来，时空腾挪跌宕，有对比、有反思、有展望。曲辞曲折而横放，语调苍凉而愤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