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题为“惜梅”；上片着重在一个“惜”字上，起首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以下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表现惜花之心。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再从惜花转到忧时，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寒相催。暖相催。”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寒相催”，“暖相催”是指气候转暖，促使梅花萎谢。

　　“催了开时催谢时。丁宁花放迟。”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因此就叮嘱花儿，还是迟一点开吧。其惜花之心，由此可见。及到花飞春去，就感伤不已，真是惜花兼又伤春。对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花儿开得迟些，甚而至于不开，那就没有谢落之事，当然也不会生惜花之心。此即所谓“无得亦无失”，也是妙参佛理的“了达”之语，由此可见作者的人生态度是“殊有悟境”。

　　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但闻角声传出《大梅花》、《小梅花》的曲调，笛声传出《梅花落》的曲子。因为汉代军中之乐横吹曲中有《梅花落》是笛中曲名。角也是军中吹器，唐大角曲就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鸣角”又有“收兵”之义，因此，边境告急，城危如卵，谁又能承担起恢复中原的重任呢？词意至此，已从惜花转到忧时。

　　“吹了南枝吹北枝”，此句承上两句而来；南方气候温和，寒流罕至，岭梅往往南枝花落，北枝花开，所以说角声、笛声吹落了南枝梅花，又吹落了北枝。这里暗与上文照应，隐指危机存在于偏安江南之小朝廷。

　　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这首词，由于作者带着悲壮激烈的心情来写，所以很有气魄，从一开始的景色描写，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叙述，写得气势磅礴、感情豪放、情绪激荡。下半片，写世事巨大的变迁，沧海桑田，面貌全非。

　　沽酒汀边，一身孤零。夜雨傍沱，又兼涛声，其势磅礴。“接着“记当年”以下，连续用典，历数风流人物、兴亡旧事，直至上片收煞，一气奔注，略无滞碍，托兴高远。作者描绘这些历史事件，写得深刻入微，如：“阿童东下”中用“东下”来形容晋王浚进军的气势， “佛狸深入”中用“深入”来说明进军的程度和梁武帝轻敌，用“萧郎裙厩"来比喻他华而不实，最后被围困而死。“笑风流”句，说的是谢玄的北府兵晓勇善战，将领们亦好谈兵法。“笑”字微妙，不能简单理解成讥笑，而应当理解为：当年晓勇的北府兵以及好谈兵的将领们如今何在？此处“风流”有豪爽、粗犷的意思。上片多用典实，却自然浑成，并不涩滞。但每个典故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内涵丰富。如：“阿童东下”，“佛狸深入”，它们各含一个具体，生动，场面壮阔，战斗酷烈的故事。又如：“萧郎裙屐偏轻敌’’，内含了梁武帝被困的故事，指出了华而不实的少年贻误国事。

　　换头转人即景抚今。“人事改，寒云白”句极言人世沧桑变幻，历代兴亡如白云须臾变苍狗，都只是瞬息间的事。其中词中风景描绘，起了很大的衬托作用。如：“听夜雨、江声千尺。’’又如：“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以落日残照古战场和西风吹进王侯家来显示时代的变迁，且”西风吹尽王侯宅“，意同刘禹锡《乌衣巷》诗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言石头城中东晋王侯的住宅如今也不复存在了。最后， ”任黄芦、苦竹打寒潮，渔樵笛“"描绘昔日的战场，已一片冷寂、空旷、残败的景象。只剩下让后人凭吊的遗迹。写黄芦苦竹抽打着红潮，是突出风，江风飒飒，不知渔夫还是樵子在吹着笛子，构成了凄苦幽怨的交响。全词高旷沉郁，苍茫无尽，确有东坡风致。

　　作者其实是在影射明末清初的镇江战事镇江的失陷与守将杨文骢的当生意气，骄傲轻敌脱不了干系。将大清军用灯笼火把伪饰起来的空筏看作是满载敌兵的战船，正当杨文骢为发炮击沉了清军的空筏而沾沽自喜时，清军主力已在大雾的笼罩下发动偷袭，杨文骢的狼狈与尴尬遂成为那场灾难的终点……纵观整个战局，弘光朝的覆灭就是那些夸夸其谈、志大才疏的风流名士们所制造的悲剧。 国亡了，家破了，西风吹尽王侯宅，光荣与尊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

　　此词以蒜山附近为中心，将不同时代不同事件连缀一起，上下数百年，综观千古，语言精练而概括，一句一典，其景扩大，色彩黯淡。景中寓情，又因情选景，使词具有情豪气壮，悲激感人的特点，颇有苏辛之风。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