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词人通过对帝王欢娱享乐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帝王生活的种种丑态，将笼罩在帝王身上的世之尊崇的光环打翻在地，将其丑恶庸俗的嘴脸暴露无遗。
上片描写皇帝与嫔妃宴乐的情景。起首的“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两句，写金銮殿上灯光如昼，在影影绰绰的灯影之中，皇帝正在与一位嫔妃相戏。此二句用法巧妙，词人不去正面描写皇帝与嫔妃的狎昵状态，而是通过对宫殿里灯火辉煌的场景的描写，借说烛影下有“双龙”相戏来表现皇帝的淫佚。接下来的“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两句，写这位嫔妃极力地向皇帝劝酒，皇帝醉态已显，进酒的人口中还在高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由此可见，此处的“官家”是对皇帝的俗称。 “真个醉”三字，表明皇帝真的有了醉意，其中也暗示着皇帝对这位风流娇美的嫔妃的痴迷，隐约流露出词人对皇帝沉迷于酒色的嘲讽。
下片续写宴饮的欢娱。“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两句，写这位嫔妃又跳起了《伊州》旋舞，皇帝看得心花怒放，亲自为她重整头上斜斜欲坠的玉簪，对此妃的怜爱之情可见一斑。这位妃子劝君醉饮之后又献舞，可见其献媚邀宠功力之高深。结拍的“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二句，写皇帝被这位嫔妃哄得高兴了，宣其前往侍寝，而今夜此妃得幸侍君，六宫之中将有多少嫔妃会因失宠而怆然泪下。词人在此处笔锋一转，宕开一笔，开始为数千深锁宫中的女子的不幸命运而哀叹，既哀其羡慕这位嫔妃得幸侍君，又为她们年华虚度而叹惜不已。
这首词语气诙谐，充满了对封建帝王昏庸淫佚生活的嘲讽。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的诗，没有什么艰涩的意象，很清新淡雅，并且浅近直白。诗人借菊花以自比，在诗词中属于香草美人笔法。
首联诗人先描写故园中的菊花淡放的情形，开得并不张扬，而是淡淡的幽然的开放，而且开得那么突然，所以颔联写它就好像是一夜的霜降后从天空坠落一般。写出了菊花高傲的品质，不铺排张扬，但是却内涵丰沛，在单淡然中凸现其品质。
后两句是诗人的托物起兴，以菊花自比。颈联写到多少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估计诗人自己也在内吧，尾联写尽借篱落看秋风，篱落是指篱笆，记的范成大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篱落，“日长篱落无人问”。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从这篱笆里面的开放的秋菊中看尽了浓浓衰飒的秋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陶渊明以来，菊花就是隐士、高洁的象征，诗人就是借菊花表现自己的高洁品格。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