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句法上。全诗四句的句法有一个共同处:每句都包含两层相对或相关的意思。在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又有变化。“夫戍边关——妾在吴”,这是由相对的两层意思构成的,即所谓“当句对”的形式。这一对比,就突出了天涯相隔之感。这个开头是单刀直入式的,点明了题意,说明何以要寄衣。下面三句都从这里引起。“西风吹妾——妾忧夫”,秋风吹到少妇身上,照理说应该引起她自己的寒冷之感,但诗句写完“西风吹妾”一层意思后,接下去不写少妇自己的寒冷之感,而是直接写心理活动“妾忧夫”。前后两层意思中有一个小小的跳跃或转折,恰如其分表现出少妇对丈夫体贴入微的心情,十分形象。此句写“寄衣”的直接原因。“一行书信——千行泪”,这句通过“一行”与“千行”的强烈对照,极言纸短情长。“千行泪”包含的感情内容既有深厚的恩爱,又有强烈的哀怨,情绪复杂。此句写出了“寄”什么,不提寒衣是避免与下句重复;同时,写出了寄衣时的内心活动。“寒到君边——衣到无?”这一句用虚拟、想象的问话语气,与前三句又不同,在少妇心目中仿佛严冬正在和寒衣赛跑,而这竞赛的结果对她很关紧要,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了少妇心中的操心。这样,每一句中都可以划一个破折号,都由两层意思构成,诗的层次就大大丰富了。而同一种句式反复运用,在运用中又略有变化,并不呆板,构成了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语气。声调对于诗歌,比较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大意义。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嗟叹”、“永歌”都是指用声调增加诗歌的感染力。试多咏诵几遍,就不难领悟这种一唱三叹的语气在此诗表情上的作用了。
构成此诗音韵美的另一特点是句中运用复字。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词的重复。但是,有意识地运用复字,有时能使诗句念起来朗朗上口、动人心弦,造成音乐的美感。如此诗后三句均有复字,而在运用中又有适当变化。第二句两个“妾”字接连出现,前一个“妾”字是第一层意思的结尾,后一个“妾”字则是第二层意思的起始,在全句中,它们是重复,但对相联的两层意思而言,它们又形成“顶针”修辞格,念起来顺溜,有“累累如贯珠”之感,这使那具有跳跃性的前后两层意思通过和谐的音调过渡得十分自然。
而三、四两句重叠在第二、第六字上,这不但是每句中构成“句中对”的因素,而且又是整个一联诗句自然成对的构成因素,从而增加了诗的韵律感,有利于表达那种哀愁、缠绵的深情。
此外,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提出。诗中的“妾”(古代女子自我称呼)当然并不等于作者自己。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并完全用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通过寄衣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从念夫,到秋风吹起而忧夫,寄衣时和泪修书,一直到寄衣后的挂念,生动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此诗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来表现主题,是运用得比较成功的。
这首王举之写给胡存善的曲子,充满对胡存善才华和人品的赞美。首句以问语提起,以下皆答话。“蛤蜊风致”,正是对胡作及散曲风格的总结;二、三句赞其天资与学问;四至六句鼎足对,赞其人品与作品,以“轻盈”概之;七至九句赞其作品语言自然,俗中有雅;末二句赞其名气。全曲词语清丽,笔墨简洁,情感真挚。
“问蛤蜊风致何如”作者在此以“蛤蜊风致”喻指胡存善散曲的风格。首句以问语提起,既显得生动活泼,轻松亲切,也暗含作者对胡存善的散曲风格表示赞赏。
“秀出乾坤,功在诗书”两句是作者对胡存善的学识和曲风进行赞美。“秀出乾坤”是指胡存善天资聪慧,出类拔萃,吸收天地乾坤之灵气,涵养颇高。而他拥有如此好素质的原因是“功在诗书”。“功在诗书”不仅体现出胡存善的满腹经纶,而且也暗示了他十分勤奋。
“云叶轻盈,灵华纤腻,人在清癯”这几句作者重在夸赞胡存善的散曲风格。作者把胡的元曲比作树上的叶子、美妙的花朵、清癯的人在。这三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比喻胡存善的散曲风格,形象而又生动。当然,这几句也并不仅仅是指胡存善的散曲风格,也是其人格的表现。在作者看来,胡存善脱俗,有灵气,精神干练。
“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绝妙功夫”这几句写胡存善善于吸收大家们的精华,学习各地散曲的特点,集各家之所长。这里提到“燕赵”“姚卢”,把散曲兴盛之地和散曲之名家与胡存善相提并论,也是赞扬胡存善学习他人的精华长处,所以才有了现在能写大俗大雅这样不同散曲风格的“绝妙功夫”。
紧接上句而来,胡存善“家住西湖,名播东都”。他住处在西湖,却盛名远扬。这里暗用了“洛阳纸贵”的典故,作者在此化用典故,是为了突出赞美胡存善的才华。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