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这是一首宫怨诗。点破主题的是诗的第二句“金屋无人见泪痕”。句中的“金屋”，用汉武帝幼小时愿以金屋藏阿娇（陈皇后小名）的典故，表明所写之地是与人世隔绝的深宫，所写之人是幽闭在宫内的少女。下面“无人见泪痕”五字，可能有两重含意：一是其人因孤处一室、无人作伴而不禁下泪；二是其人身在极端孤寂的环境之中，纵然落泪也无人得见，无人同情。这正是宫人命运之最可悲处。句中的“泪痕”两字，也大可玩味。泪而留痕，可见其垂泪已有多时。这里，总共只用了七个字，就把诗中人的身份、处境和怨情都写出了。这一句是全诗的中心句，其他三句则都是环绕这一句、烘托这一句的。
起句“纱窗日落渐黄昏”，是使无人的“金屋”显得更加凄凉。屋内环顾无人，固然已经很凄凉，但在阳光照射下，也许还可以减少几分凄凉。现在，屋内的光线随着纱窗日落、黄昏降临而越来越昏暗，如李清照《声声慢》词中所说，“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其凄凉况味就更可想而知了。
第三句“寂寞空庭春欲晚”，是为无人的“金屋”增添孤寂的感觉。屋内无人，固然使人感到孤寂，假如屋外人声喧闹，春色浓艳，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或者也可以减少几分孤寂。现在，院中竟也寂无一人，而又是花事已了的晚春时节，正如欧阳修《蝶恋花》词所说的“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也如李雯《虞美人》词所说的“生怕落花时候近黄昏”，这就使“金屋”中人更感到孤寂难堪了。
末句“梨花满地不开门”，它既直承上句，是“春欲晚”的补充和引伸；也遥应第二句，对诗中之人起陪衬作用。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指出“诗文俱有主宾”，要“立一主以待宾”。这首诗中所立之主是第二句所写之人，所待之宾就是这句所写之花。这里，以宾陪主，使人泣与花落两相衬映。李清照《声声慢》词中以“满地黄花堆积”，来陪衬“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中人，所采用的手法与这首诗是相同的。
从时间布局看，诗的第一句是写时间之晚，第三句是写季节之晚。从第一句纱窗日暮，引出第二句窗内独处之人；从第三句空庭春晚，引出第四句庭中飘落之花。再从空间布局看，前两句是写屋内，后两句是写院中。写法是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从屋内的黄昏渐临写屋外的春晚花落，从近处的杳无一人写到远处的庭空门掩。一位少女置身于这样凄凉孤寂的环境之中，当然注定要以泪洗面了。更从色彩的点染看，这首诗一开头就使所写的景物笼罩在暮色之中，为诗篇涂上了一层暗淡的底色，并在这暗淡的底色上衬映以洁白耀目的满地梨花，从而烘托出了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气氛和主人公的伤春情绪，诗篇的色调与情调是一致的。
为了增强画面效果，深化诗篇意境，诗人还采取了重叠渲染、反复勾勒的手法。诗中，写了日落，又写黄昏，使暮色加倍昏暗；写了春晚，又写落花满地，使春色扫地无余；写了金屋无人，又写庭院空寂，更写重门深掩，把诗中人无依无伴、与世隔绝的悲惨处境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都是加重分量的写法，使为托出宫人的怨情而着意刻画的那样一个凄凉寂寞的境界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此外，这首诗在层层烘托诗中人怨情的同时，还以象征手法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从而进一步显示出诗中人身世的可悲、青春的暗逝。曰“日落”，曰“黄昏”，曰“春欲晚”，曰“梨花满地”，都是象征诗中人的命运，作为诗中人的影子来写的。这使诗篇更深曲委婉，味外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