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点明奉诏犒师的时间，颔联祝赞谢少安出使能圆满完成任务，立功受奖，颈联言取道陕西，回到四川，尾联言回乡会葬其兄的悲恸之情。此诗叙事抒情，浑然一体，起承转合，有神无迹。
首联明写朝廷诏书急如星火，暗写谢少安担负使命的重要。谢少安的活动在诗题中已经标示出来，故诗中不赘述。“二月关河冻欲销”，具体交待了此行犒师的时间，正是乍暖还寒、寒气砭人肌骨的时节，可见谢少安不辞辛苦，不怠皇帝使命，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此句虽是叙写谢少安，却也流露出了诗人对友人的钦佩和颂扬之情。
颔联借用班超和霍去病为国尽忠，巩固边疆建功立业的典故，赞许谢少安犒赏军队是为国建功的光荣举动。诗人选用班超和霍去病事，反映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和对谢少安的期望，希望谢少安能为国家建立如同汉代名将班超和霍去病那样的巨大功勋。
颈联“秦云晓渡三川水，蜀道春通万里桥。”转写谢少安赶往家乡奔丧的情形。诗人设想友人谢少安追随浮云、渡过三川、登上蜀道、越过栈桥、经行万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的情景。仅用了两句十四个字，却道出了返回故乡行程之遥远，又表现出了谢少安急迫的心情和眷顾兄长的感情。
尾联不言谢少安如何回到家乡、如何安葬兄长、如何悲痛欲绝。而是描写了谢少安家乡特有的事物和景物：“一对郫简肠欲断”，面对着一对截竹为筒盛酒的家乡酒，因其兄的亡故，悲痛万分，肝肠欲断。往事历历在目，而今物是人亡，其悲难诉，虽没写谢少安的痛哭失声，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肠欲断”岂不要比哭泣更让人心如刀绞。“鹤鸽原上草萧萧”钨鸽是一种水鸟，又叫脊令。《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言水鸟脊令遇难落在原野上，以兴起下句兄弟有难急于相救，后以此比喻兄弟有难急于救助。此句化用《诗经》之意喻兄弟之故的悲哀。“草萧萧”烘托出了一片悲凉的气氛。两句中的物与景都是实写，可又都是诗人的想象，表现诗人对友人的关心、同情和牵挂。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
钱穆父曾写有《咏猩猩毛笔》，此诗为山谷和诗，借咏猩猩毛笔来说明为人处世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应象杨朱一样。诗人从猩猩及毛笔想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深含着对人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是因小见大的写法。“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之句极具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
全诗用了多个典故，有些典故的出处并不容易找到，因此读起来多少有些难懂。所以王若虚曾批评山谷的这首诗说：“此及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但也应生到，山谷善于把故实剪裁到诗里，以表现新的内容。如“爱酒”、“能言”两个典故，把猩猩的生动活泼写了出来，此正所谓的“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平生”两句，王士祯谓曰：“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最后两句又是用典，一边固是赞扬钱穆父文章了得，一边又以此毛喻杨朱之毛，怪不得纪昀说：“点化甚妙，笔有化工，可为咏物用事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