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荡)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狩猎归来,大臣子革进见,灵王遂摘下帽子,脱下披风,放下鞭子,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这个子革是何许人也?不是楚国本土的大臣,而是从郑国来楚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原名郑丹,子革是他的字。春秋时代列国人才流动频繁,“楚材晋用”的例子很多,中原人才逃往楚国的也不少。子革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能够做到执政官的助手(右荡),显示了楚国任用人才的不拘一格。灵王接下来与子革的对话,则显示了对子革这一外国人的充分信任。
灵王对子革的问话很长,但精髓很简单: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贪心不足而已。灵王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祖先对周王朝的巨大功勋(其实楚国在西周乃是不到百里的小国,远没有灵王吹的那么伟大),然后耿耿于怀地指出,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得到了周天子赐予的礼器,楚国却没有。如果现在派人向周天子索取礼器,天子会不会给?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我们楚国的祖先,勤劳勇敢那是没话说,可当时我们不是周天子的亲戚,天子就不拿我们当回事。今天可不一样了,周天子害怕我们,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服侍我们,大王您派人去要礼器,天子哪敢不给啊?”
这段回答很对灵王的胃口,于是他得寸进尺地继续问:许这个地方(即今天的许昌),原本是楚国祖先的伯父的封地(都过去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亏灵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后来郑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不把它还给楚国。如果楚国现在派人去索取这片土地,郑国会不会给我们呢?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周天子都不敢不给我们礼器,郑国怎么敢不给我们土地啊?”
灵王听了这两个回答,简直是心花怒放,欲望继续膨胀,于是又问道:原先晋国称霸中原,是因为晋国离中原比较近,我们楚国离中原比较远。现在我们在中原建立了陈、蔡、东西不羹四座大城,都可以出动一千辆兵车,诸侯应该害怕我们了吧?
子革回答:“肯定会害怕啊!这四个城池的兵力足够威慑诸侯了,何况还有楚国本土的兵力呢?谁敢不害怕大王啊!”
至此,灵王的自信心和欲望已经膨胀到极点,幸亏工匠进来请求他去观看玉器的制作,否则真是难以想象,接下来他还会提出多么天真的问题。
灵王以上的问题,有许多失礼的地方。子革是郑国人,郑国是周朝的同姓,又是华夏诸侯。灵王不仅大大咧咧地问他割让郑国土地的问题,还公然提出要威逼周天子、镇压华夏诸侯,丝毫不顾及子革作为郑国人的感情,只能说明他已经被欲望蒙住了眼睛。楚国当时的国力强盛,可以做到威慑周朝和其他诸侯,但灵王提问的口吻如同想要糖果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个霸主应有的作风。汉朝的汲黯曾讽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楚灵王则是赤裸裸的“外多欲”,连行仁义的幌子都懒得打一下。
灵王的欲望和子革的逢迎,果然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大臣析父趁灵王不在,对子革抱怨道:“您是在我们楚国很有名望的人,现在大王问你话,你只知道唯唯诺诺,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等一会大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先秦时的思想家并不崇尚犯言直谏,而是崇尚温和委婉的讽谏,晏子、邹忌、孟子等均是讽谏的典型。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贪图名垂青史,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已经远远偏离了孔子赞许的劝谏之道。
灵王从工匠那里出来了,这时,楚国的史官倚相正好经过。灵王就指着倚相说:“这是我们楚国的良史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书。”《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占卜的书,《九丘》则是关于九州地理人情的书。灵王得意洋洋地引用这些书名,大概不是为了称赞倚相的博学,而是为了炫耀楚国的人才众多,间接说明自己这个国王的伟大。可这正好给了子革一个“下刀子”的机会。
子革不屑地说:“我曾经问倚相,周穆王在位的时候喜欢到处游玩,大臣祭公作了一首《祈招》之诗以克制穆王的欲望,结果穆王果然没有遭到祸乱,得到了善终;倚相居然不能背诵《祈招》,这算什么博学啊?”(其实子革只是找一个由头罢了,倚相并不一定就不会背诵那首诗)灵王一听,果然来了兴致,就要子革把《祈招》背诵给他听。子革就背诵道:
“司马祈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人民传播大王的德音。想我们大王的德行,就像美玉,又像黄金。他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没有酒足饭饱之心。”
—— 这首诗的意思是,君主应该按照人民能够承担的限度来使用民力,不要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才算是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人民传诵。“无醉饱之心”,与刚才灵王欲壑难填、贪求利益的心态相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用孔子的话说,这首诗就讲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楚灵王虽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却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很快理解了子革的意思。他向子革作揖表示感谢,回到休息的地方,当天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知道,一个人克制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情形,一个普通人克制一下烟瘾、酒瘾尚且如此,何况一国之君克制权力欲?结果很悲惨,虽然子革的谏言打动了灵王,灵王却无法克制自己。第二年,楚国内部就爆发了政变,穷兵黩武的灵王被废黜,其弟登基为王,众叛亲离的灵王最后在荒野自杀,这就是一代霸主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霸主,能够善终的不多,像灵王这样身死而为天下笑的却不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因为宠信佞臣,饿死在床上,死后齐国有五世之乱;秦穆公是秦国最贤明的君主,却因为利令智昏而多次败于晋国,子孙三百年不能出函谷关一步;晋厉公在鄢陵击败楚军,独霸中原,几年之后就被卿大夫杀死,只有一辆牛车陪葬;吴王夫差先后打败齐、晋、楚,却死在自己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里,吴国随之灭亡。《诗经》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是说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是说成功的人心态会有变化,一旦欲望膨胀起来,就算想保全身家性命都不容易,谈何建功立业?
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纷纷扰扰都归于自己的仁心,不再会有欲壑难填的苦恼,也不会再有自取灭亡的冲动。可惜后世的理学家把“克己复礼”四个字理解成了“存天理,遏人欲”,最终变成了片面空谈性理,消灭人的正常欲望,与孔子和先秦其他哲人的本意相去甚远。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二句,开篇扣题,力度千钧。剑阁天险,銮舆人主,铢两悉称。“峻”是剑门山主要的特征,其它如道路险曲等,都由“峻”字生出。诗中不去写山,只抓住山腰“横云”这一特定景观来写:在平原高不可及的层云,此刻只是层层低徊于剑门腰际,足见山高岭峻路险。“横”字,描绘出层云叠起,横截青峰,与峻伟山势,共同构成一种浩然雄劲的气势。经过首句先声夺人的渲染,出句交待皇舆返京,经行剑阁情事。《春秋》为尊者讳,天子逃窜,每称“出狩”,用来不免难堪。但“出狩”下紧缀一个“回”字,又很能显出玄宗心境的爽朗和愉悦。两句一景一事,领起下文。
颔联二句:“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互文见意。“屏”,“嶂”均指山峰,“翠”、“丹”渲染山色之美,玄宗回京经过剑阁,虽已是十月初冬时分,但南国天气,正是枫叶流丹、青松积翠的好季节。山路萦绕,只见座座山峦,红绿纷呈,丹翠辉映。“千仞合”写道路险阻。皇舆经行,抬头看去,剑门七十二峰拥挤堆叠,壁立千仞,仿佛扇扇闭合的大门。山势最险处,“峭壁中断,两岩相嵌,形似剑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所在,山也因此得名,“五丁开”形象道路之险,其中流传一个神奇的传说:
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落笔于事,事中见景。“灌木”句写道路之曲。太白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足见弯道众多。仪仗左转右转,旌旗摇动,乘舆前行,反觉是路边的树木山石在转移倒退。“仙云”呼应首联“横云”,山中之云;远看阴浓层叠,等到拂马而来,却丝丝缕缕,轻灵洁白,使人看了,顿觉澄洁清爽,加上地势之高,如入仙境。
尾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就剑阁石壁所勒张载铭文发议论,张氏在《剑阁铭》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并在文尾声明撰铭宗旨:“勒铭山阿,敢告梁益”,警告汉中和四川的不臣者,天命所钟,在德不在险。玄宗读罢铭文,深有同感。“乘时方在德”,“乘时”,是说眼前出现平叛的大好形势。他相信李唐王朝德在人间,也相信其子肃宗的仁智,祸患很快就会消除。当然,面对铭文,玄宗也不会忘记,他追求享受、滥用佞人,与这次动乱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免感叹自己昔日之非,不无悔恨。因此对张载的识见才华十分称赏:“嗟尔勒铭才”,“嗟”是赞叹之词。
此诗格调庄严,笔力扛鼎。虽作于乱中,不失盛唐气象。
《寄朱锡珪》这首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五言律诗之一。
贾岛出生于平民家庭,门第寒微。所以他早年行事率不可考。传说他30岁前曾数次应举,都不得志。失意之余,又迫于生计,只好栖身佛门为僧,取法名无本。贫困的家庭景况,枯寂的禅房生活,养成他孤僻冷漠而内向的性格,耽幽爱奇,淡于荣利,喜怒鲜形于色,世事颇少萦怀。但他仍酷爱吟诗,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贾岛也因此被视为唐代苦吟诗人的典型。
文中“钓”、“烧”、“吞”、“厄”等字足以看出其字句上下工夫。
“烧”字表现了在诗的意境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贾岛诗中对于燃烧状态的表现就颇能反映这种特色。
这首诗能充分体现贾岛尚意的特色,贾岛诗常从体认中来,所写之景并非盛唐诗人那种对自然或沉浸或相融的描绘,亦即贾诗在写景中少了情的因素,而采取远观的态度对所描绘的景致进行意念上的再加工,使之符合某种非凡的审美体验,使读者可以对其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进而获得超人意表的审美感受。
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