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绘了洞庭湖月明雁啼、水天相映的景象,展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似乎寄托着作者的仕途不遇、人生悲凉之感。全诗以洞庭湖景引入,以帝子传说作结,意境清空幽冷,想象丰富奇特,充分体现了李贺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此诗的风格、意趣和构思,都很像《楚辞》中 的《湘君》《湘夫人》
首联写洞庭湖上,明月千里,天水相接,凉风习习,大雁掠过,是先就其地描画一下清空幽冷的光景。
颔联说,青石上的九节菖蒲早已枯萎,于是诗人产生了这世上哪里还存在不死之药、何处还能寻觅到仙人足迹的疑问,而在这波光荡漾的夜色中,仔细聆听,似乎可以听见湘灵鼓瑟的幽怨之声,他们也在恭迎着帝子的降临。
颈联诗意出现转折:但多年过去,连山头的桂树都已变老,帝子身影仍然没有显现,唯有那雌龙在泛着寒光的湖面低吟。
尾联写一群群小鱼在幽静的湖水中窜来窜去,帝子既不可见,那就姑且把珍珠投入水中,以祈求她的祝福。对结尾两句,诸家解法大体相同,都以为出自《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即湘夫人因等不到湘君,心生怨恨,为了表示决绝,把湘君所赠的东西都投到水里,以表示湘夫人深长的怨望。
这首诗与李贺另一首诗《湘妃》在意境和用词上非常相似。在意境上都显得比较幽冷。在用词上,“千年”与“古香”、“凉夜”与“凉风”、“雌龙吟怨”与“吟古龙”、“山头老桂”与“九山静绿”以及“幽愁”与“吟怨”等都比较相似。这两首诗应是姐妹篇,而《湘妃》涵义的清晰性正可以帮助正确解读《帝子歌》。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这首词是写苏轼与王弗的生活景象,寄托了词人对妻子深深的怀恋。
上片,回忆夫妻清明节前后美好生活情趣。“雨霰疏疏经泼火,巷陌秋千,犹未清明过”,写东坡观看王弗等妇女秋千游戏。“雨霰”,“泼火”点气候;“清明”点时间;“巷陌”点地址。这个秋千游戏,不免含有一丝春寒气息,十分宜人。同时还看到另一种景色,即“杏子梢头香蕾破,淡红褪白胭脂涴”所写的杏花绽蕾的景色。一个“香蓄”“破”开了,杏子由胭脂一淡红一白色,美丽极了。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值得深深留恋。
下片,回忆夫妻长年的多情苦恋。“苦被多情相折挫,病绪厌厌,浑似年时个”,写夫妻的多情。多情一苦一折挫一病绪,像链条一样,套住这对年轻的夫妻,情感“折挫”难熬煎,度日简直如度年。“绕遍回廊还独坐,月笼云暗重门锁”,写夫妻的苦恋,是通过一个典型的生活细节的刻画来完成的。“绕邀回廊”,荡气回肠;独坐长廊,春心荡漾;“月笼云暗重门锁”,宁静夜色绘遐想。这是一段深沉的回忆,丝思缕情尽在不言中。
全词运用回忆之笔,重现了东坡夫妻两次典型的生活情趣画面,将多情苦恋的夫妻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多情变苦,苦恋成病,度日如年,是本词的中心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