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骨碎身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满江红·暮春》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擅长于写豪壮沉郁之词的作者，能以似水柔情写女子的相思怨别，足见作者的大家风范。
此词分上下两阕，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也是长调最常用的章法。既属常见常用、那么易陷于窠臼，但是仔细体味该词，既不落俗套，又有新特点，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作到这一步，全赖骨力。具体地说每句之中，皆有其“骨”，骨者，是含义深厚、分量沉重，足以引人注目的字面；由骨而生“力”，就足以撑住各句，振起全篇。
上阕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阕抒情作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著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很长。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羌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算年年”以下数语，拈出刺桐一花，以作补充，变泛论为实说。用一“算”字，总束暮春风光，并举出很少入词的暮春刺桐花落，来表明春光的不再，天气的转暖。“寒无力”三字，颇为生新惹目，自是“骨”之所在。寒，谓花朵瘦弱。故无力附枝，只得随风飘落，不而清阴绿叶之盛壮，若得以耀威于枝头。寒花与密叶之比较，亦可使人联想倘能结合作者的处境、心绪而谓其隐含君子失意与小人得势之喻，似非无稽。这样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就章法而论，此处隐含的比喻，则是由上阕写景转入下阕抒情的过渡，唯其含而能隐，故尤耐人寻味。
下阕在此描写的基础上，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美轮美夹；换头的“静”宁，承上启下，既指芳花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己感觉“相忆”的徒劳——“空”于是明证，正像上阕起韵的“又”字一样，这里的“空”字，也很能含蓄传恨。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所以她感到“闲愁极”。然而这无尽的闲愁。这带有幽怨的相思，依然是“无说处”的。以下就“无说处”转写作者的羞涩和种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这里，在她极度的羞涩和矜持中，似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段感情是不能为外人所窥破的，是非同寻常的。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虽然把她内在情愫化为情蕴饱满的形象，所传达的感情也如此充满了矛盾：她羞亡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缠绵悱恻，细腻婉转，确能勾魂摄魄，令人赏叹无置。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果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比兴寄托，乃风骚之传统，宋人填词，也多是继承这种传统，该词就是如此。而词人命笔，每托其意于若即若离之间，致使作品带有“模糊性”的特点。
此种模糊性，非但无损于诗歌的艺术性，有时且成为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因素，越是模糊、不确定，越能引人求索耐人寻味。此种貌似奇怪的现象，正是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就读者之求索而言，倘能得其大略，即当适可而止；思之过深，求之过实，每字每句都不肯放过，则会认定处处皆有埋藏，又难免要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