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的词中有一部分爱情词很朦胧，又无本事可寻，所以很难确定其所指。这首词便是这样。从词里所描写的情景来看，很像是对一位情人的深深怀念。通篇表达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意绪。此阕《采桑子》无一字绮词艳语，而当中哀艳凄婉处又动人心魄，明说是“瘦尽灯花又一宵”，然而憔悴零落的又也止是灯花而已？不是不知也事萦怀抱，而是知道也无能为力。解得开的就不叫心结，放得下的又怎会今生今世意难平？纳兰容若这样深情的男子，哀伤如雪花，漫天飞舞不加节制，悼亡之作苏子之后有纳兰，可是容若之后谁还能做悼亡的凄凉曲？嫁了这样的男人不要想着白头到老，因为情深天也妒，注定要及早谢幕留爱情佳话来让人怀念。
上阕侧重写景，刻画了萧萧雨夜，孤灯无眠，耳听着风声、雨声和着凄凉乐曲声的氛围与寂寞难耐的心情；
下阕侧重写不眠之夜，孤苦无聊的苦情。词情凄惋徘恻，哀怨动人。下阕紧承上片“瘦尽灯花又一宵”，扣住彻夜未眠，进一步诉说自己百无聊赖的心绪：“不知也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不知道也事萦绕心怀？清醒时意兴阑珊；沉醉也难掩愁情。无论是清醒或是沉醉，那个人始终忘不掉。
晏小山《鹧鸪天》词有“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句，不知是也因缘，连一贯严谨的理学家程颐都拜倒其冶艳之下，极之赞许。容若此处更翻小山语意：“梦也也曾到谢桥？”纵能入梦，就真能如愿到访谢桥，与伊人重聚吗？相较于小山的梦魂自由不羁能踏杨花与伊人欢会的洒然，容若的孤苦凄凉斑然若现，以此句结全篇，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整首词以清婉笔调写相思，相思也仿佛临风而动，萦人怀抱。风也萧萧，雨过天晴也萧萧，醒也无聊，醉也无聊，又是凄凉又是缠绵，并非雕琢之语。灯光瘦尽亦是人神伤消瘦，一字镂尽风神，尽得其妙。
自辛稼轩始，豪放词异军突起，与婉约词并称大宗。但这两种词风并非对立，而能兼容，特别是一些辛派词人仍能于豪放中见其婉约，词的委婉细腻的特质并未消失。在刘过的《龙洲词》中，那些长调颇受稼轩词的影响，豪放狂逸是其主导风格。而大部分小令却写得宛转有度，深沉多情，仍旧保持了婉约词的基本特征。这首《醉太平》便是一例。词的上阕写女子弹筝，下阕写女子对情人的萦念。题材虽不离艳情，但却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描写环境、抒发感情。这一点既不同于花间词的剪江刻翠，也有异于南宋词坛上姜夔、吴文英那种刻意求工，表现出它自己特有的风格。
词的主旨在于相思忆别。上阕为下阕作了铺垫，下阕是上阕的发展和深化。起首二句从内心和外貌两个方面刻画女子的形象：她的感情非常深挚，她的思想非常真诚。不但品德好，仪容也很美。仅仅“眉长鬓青”四字，便把她美丽的容貌刻画出来。古代女子以长眉为美。这里仅以寥寥四字，便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把人物的主要特征——两道修眉，一头秀发，非常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没有浓墨重涂，而只是象素描一般，几笔勾勒，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楼”二句，写环境，写动作。在唐宋词中，凡称小楼，或指佳人独处的妆楼，或指文人孤栖的寓所。因此长期以来小楼在读者的心目中成为一种诗化的意象。这里的小楼，是指女子的妆楼。此刻一轮明月，照进小楼，如此良夜，这位女子弹起秦筝，清音缭绕，令人陶醉。词人没有也不可能在小词中像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那样，以众多的比喻形容音乐的美妙动听，而只是用“春风”二字概括出筝声的神韵。这声音好似春风，它荡漾于小楼，使楼内充满温馨；它萦回于女子的心房，使她情意绵绵。此处的“写”字，用语极其工妙，它既生动地表现出了筝声意境和神韵，又暗示了女子的灵心慧性，表现力极强，可谓千锤百炼，妙手偶得。下阕又陡转笔势，将沉浸在甜蜜中的回忆拉回到寂寞相思的无情现实。“思君忆君，魂牵梦萦”，也是用白描手法，纯系口语白话，然又归于醇雅。用语极其工丽，但其艺术效果却不如这里来得好。原因何在？就在简炼明确如从口出，因而入人最易，感人也深。倘加以状语、定语，再间以典故，丽则丽矣，工则工矣，但读后需费一番思索。此则白描一大好处也。“翠销”句谓由于分别已久，室内画屏彩色已渐渐销退，暖香已渐渐减少。简单六个字，把眼前与往日、环境与内心高度地浓缩在一起，可谓高度凝炼简洁！都充满了不胜今昔之感，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更那堪酒醒”，暗示这位女子曾经以酒浇愁，想在醉乡中解脱相思的困扰。酒醒以后，离愁重新袭来，更觉不堪。所谓“举杯销愁愁更愁”也，也大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的境界。“更那堪”三字，道尽个中况味，亦白描之特点也。
这首诗批评了缺乏现实体验的模拟文风（如西昆体、江西诗派等），指出了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元好问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头脑中虚构的，而是客观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体验，才能激发内心的感受，写出入神的诗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出现实对象的（“总非真”）。这样，元好问就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地界限。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