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秋季女子怀念远方的人的词，“斜阳”、“新月”指出时间是在傍晚时分，“秋江”“画桥”“层楼”则指出此诗的地点，词人从多方面描写词中人物的种种感受，秋感怀人虽是个古老的话题，但是此词之所以不落俗套，魅力不凡，则在于它的流畅、疏朗以及跌宕起伏的笔势，发端以祈使句式领起，以此来警醒读者，芙蓉，即荷花素为人们喜爱，是古人常常吟咏的对象，它具有多种的象征意义。采莲，原是民间妇女特有的劳动情趣，乐府民歌和文人乐府中多有佳作，此词开篇即规劝人们别去采撷，就有一种难言苦衷和一种特别的忧怨之情。次句切题之“秋”，说的是萧条旷阔的江面上，别无所有，只有一片茫茫烟水流淌着，它补充说明“休去”的原因。三、四句写夕阳、鸿雁。这是望中所见。“斜阳”点明时间，切“暮”，递进说明“休去”之原因：“带斜阳，一片征鸿”中的“征鸿”指的是远飞的大雁，切中词的时节“秋季”。因此才能触发种种感慨。梁江淹诗：“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陈江总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候鸟大雁夏去秋来，从北方飞往南方。思妇也盼望远人随着秋雁而南归。因此仰见征鸿，触发思念远人的情感。“心事寄题红。画桥流水东”接写“闲愁”。这愁之所以叫“闲愁”，因为它是作者一种出来的愁绪。“愁著两眉峰”与“万恨在蛾眉”（唐武衙《春日偶作》）意同。“欲斜”两句，贴切形象，富有情致，使不可探寻的心理状态的“愁”有了安置，愁锁双眉，形迹可见。从这首词在句式遣词方面，颇受辛弃疾《摸鱼儿》“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启发。
陈允平生活在由宋到元的过渡时期，人生无常，国破家亡，出身儒学世家的他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暗借此词抒发了他的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如“斜阳”搬江河日下的悲叹和抑郁之愁情，表达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在这一点上，该词看似写思妇怀远的个人情感和羁旅之愁，却实借助婉约的词风表达了故土之恋，与辛弃疾的愁怨十分相似，在思想境界上与辛氏无太大区别。
“心事寄题红”由叙闲愁转入抒心事。“题红”两句，用孟棨《本事诗》红叶题诗。意思是题诗寄情有意，无情之水东流去，可见心事重重。由是引出“断肠人”。“秋浓”指的是深秋，仍照应“秋暮”题意。后世骚人墨客多做悲秋、叹秋、感秋的文章，秋天秋景简直成了“悲”的代名词。断肠人心事重重，面对夕阳西下、烟水空蒙的深秋景象，更是叫人肝肠寸断。“回首层楼归去懒，早新月，挂梧桐”，从户外进入室内，其中“懒”字，就把“断肠人”的情态和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早新月、挂梧桐”，这是在“层楼”中看到的，写得空灵透剔，意象鲜明。一轮新月高悬在稀稀落落衰败凋谢的梧桐树梢上，更增加了心烦意乱的愁思。结尾以景结情，戛然而止，给人无穷的回味。
这首词在表现主题思想时采取事事关联，环环相扣，层层深化的写法，内容联系密切。上片写“因触景所致的闲愁，因”征鸿“而引发怀远之情。下片写”心事“。心事是闲愁的具体说明，它又因秋浓而催人断肠，断肠是由心事所致，而心事又由题红引起，题红则是心事吐露的特殊形式。如此环形往复，层层而深，而产生怀愁的根本原因正是秋浓。这是因物触情，情景交融，物景生情。事事处处切题，是此词另一特色。如芙蓉、秋江、征鸿、秋浓、梧桐、斜阳、新月以及闲愁、心事、题红、断肠人、归去懒，都紧扣”秋暮有感“这个题意和季节。
作者注重修辞从风格看，此词与婉约词派细腻绵绵情思有别，一方面它有对思想活动、情绪变化作精细的刻画，另一方面，又没有对描景状物作过分的渲染，独特之处在于疏朗中见真情，流快中藏细腻绵绵情思。
孟浩然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评价），故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首《舟中晓望》，就记录着他约在开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实地登览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乐于表现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时的旅途况味。
船在拂晓时扬帆出发，一天的旅途生活又开始了。“挂席东南望”，开篇就揭出“望”字，可见情切。诗人大约又一次领略了“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诗人似乎望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望见，因为水程尚远，况且天刚破晓。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国——遥”这五个平常的字构成的诗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忍耐些，抓紧赶路吧。第二联写水程，承前联“水国遥”来。“争利涉”以一个“争”字表现出心情迫切、兴致勃勃，而“来往接风潮”则以一个“接”字表现出一个常与波涛为伍的旅人的安定与愉悦感，跟上句相连，便有乘风破浪之势。
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联于是转出一问一答来。这其实是诗人自问自答：“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这里遥应篇首“东南望”，点出天台山，于是首联何所望，次联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台山是东南名山，石桥尤为胜迹。这一联初读似口头常语，无多少诗味。然而只要联想到这些关于名山胜迹的奇妙传说，就会体味到“天台访石桥”一句话中微带兴奋与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诗的意味就在无字处，在诗人出语时的神情风采之中。
正因为诗人是这样陶然神往，眼前出现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个动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在诗人的想象中，映红天际的不是朝霞，而当是山石发出的异彩。这想象虽绚丽，然而语言省净，表现朴质，没有用一个精美的字面，体现了孟诗“当巧不巧”的特点。尾联虽承“天台”而来，却又紧紧关合篇首。“坐看”照应“望”字，但表情有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望”比较着意，而且不一定能“见”，有张望寻求的意味。而“看”则比较随意，与“见”字常常相联，“坐看霞色晓”，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可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诗人那么猜想罢了。如果说首句由“望”引起的悬念到此已了结，那么“疑”字显然又引起新的悬念，使篇中无余字而篇外有余韵，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有兴味贯串全篇。从声律角度看，此诗是五言律诗（平仄全合），然而通体散行，中两联不作骈偶。这当然与近体诗刚刚完成，去古未远，声律尚宽有关；同时未尝不出于内容的要求。这样，它既有音乐美，又洒脱自然。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首诗共四章，诗人以长者的身份，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赞美宗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赞扬长沙公能继父业，并勉励其不断进德修业，希望日后常通音讯。
陶渊明与长沙公虽然同宗，但由于支系略远而形同路人，这不禁使颇重亲情的陶渊明有些失意，“眷然踌躇”。但临别之言，作者并无抱怨而是以长者口吻，述先祖之洪烈，赞宗族之美德，而长沙公又能“允构斯堂”，“实宗之光”，颂扬其继承祖业的才识与功绩。这是一种长者的期盼与肯定。“笑言未久，逝焉西东”道出即将离别的不舍，二人言谈相投，惜别之情自然而生，“逝焉西东”乃见聚散匆匆，失意与怅然交渗其中。临别寄殷勤之意这是必然，更何况二人又是同宗之亲。此地一别有“三湘”“九江”阻隔，路途遥远，希望能书信相通，聊慰相思之情。“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是作者对长沙公的劝勉，虽为临别之言，但能见出作者勉励长沙公继续进德修业再荣宗族的真诚。
全诗以长者口吻娓娓道来，既道出自己与长沙公的宗族亲情，又体现出长者对晚辈的殷切关爱，语气和蔼，态度恳切，体现出诗人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对亲情关系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