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
“灵台无计逃神矢”,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