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开首二句：“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词人这一年四十九岁，故曰“百年强半”，被排挤出朝廷，羁留南方达十三年之久，故曰“犹在天南畔。”秋高气爽，临轩赏月，把酒观菊，本当是很惬意、快活时节，但却被抛置在天之涯海之角。更何况，奸贼当道，金瓯残缺，匹夫之责，时常萦绕心怀。一个“犹”字，凝聚了词人多少的感慨与忧愤。“高秋”，谓秋高气爽之时，谢眺《奉和随王殿下》诗有：“高秋夜方静，神居肃且深”句。“幽怀已被黄花乱。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幽怀”，指郁结于心中的愁闷情怀。毫无疑问，这是指自己无法锄奸复国的激愤烦乱心情。这句本意是因“幽怀”而无心赏观菊花，但字面上却说是因观花而致幽怀乱，似句意不顺，这实是一种婉转曲达的表现手法，后二句亦是如此写法。词人愁绪满怀，偏又逢皓月圆满，便把一腔的怨情向“银蟾”倾泻而去。这与上句的“无理”，更深一个层次地表现了词人的愁绪。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辛弃疾的“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等。这都是一种看似无理，实则含有更深的理在的埋怨。
下片词人转而抒写自己借酒茶解愁的情形。“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 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这里的“伴”，当指那些不畏权奸，主张抗金，遭到迫害，有志而不得伸的志同道和之友，当然也包括词题中的张伯麟。这几句词人用白描手法极写饮酒之狂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仍只好借酒来忘却心中的忧愤与不平。“羽觞”，指酒器，其状如雀鸟，左右形如两翼。他们喝了无数杯的酒，不仅放声高歌，还一扫文雅之态，箕踞而坐，并把头巾推向后脑露出前额。这是他们“颠狂”的具体写照。“箕踞”，形容两足前伸，以手据膝，如箕状，古时为傲慢不敬之容。这种放浪形骸的颠狂之态，实是内心忧愁极深的外在表现。末二句“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盌。”酒醒思茶，亦如饮酒一般，以浇胸中之块垒。“卢仝盌”，“盌”，同碗、椀，典出唐代诗人卢仝，卢仝号玉川子，善诗，亦喜饮茶。曾赋诗盛赞茶之妙用：“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走笔谢孟议寄新茶》）。这里用此典，词意是承前一贯而下，亦即卢仝诗中的“破孤闷”、散尽“生平不平事。”
全词抒情由隐而显，层层递进；或曲折传达，或正面抒写，刻画了一个身虽遭贬，却能不屈不挠、豪气不除的爱国诗人形象。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作者杜甫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这首诗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细腻地描画了优美恬淡的景物，随意地叙写了闲适温馨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作者杜甫难得的一段安定生活给他带来的满足和欣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在初夏时节的村庄，一条曲曲折折的江水环绕着村子静静流淌，水色清澈，有鱼儿在水中戏耍、来去无声，整个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幽静。一曲清江，给村落带来了安宁和清幽，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诗人以“清”称之，大概是喜爱它悠悠然绕村而流。因此给它一个美称。
“抱村流“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它的可爱，同时也照应了“江村”的诗题。开头两句，就定下了全诗的氛围，挈领了全诗的旨意。万事悠悠，历经磨难的诗人不再有担忧和愁烦，且自怡然欣赏这村中的景色。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看吧，新建的草堂刚刚落成，就有顽皮的小燕子轻快地飞过来又飞过去，没有人去理会它们，可是它们自在地玩得那么开心，真像活泼的小孩子一样。诗人捋着胡子呵呵笑着，信步走到了江边，江上有两只白鸥在轻柔地浮游，它们或前或后，时而交颈而鸣，时而追逐着在水面上打着圈儿——它们一定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南朝诗人何逊曾有“可怜双自鸥，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学习何逊的诗，当他看到这种场景，想必会心有所会、悠然忘机。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诗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缓步向家中走去，看见老伴正坐在门前的树荫下，在纸上画着什么，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棋局。“叮叮”的声音传来，小儿子在埋头认真地敲着一根针，这个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个鱼钩儿，好去江边钓鱼玩。
这样的场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见到的，可是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屡受挫折、颠沛半生的作者杜甫来说，是他少有的珍贵的福气，令他心头为之一暖。在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何曾想象过这样温馨的时刻。这两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闲适美好。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从眼前和乐安宁的生活场景中发出感叹：有老朋友赠送我粮食和他的俸禄，我这个平凡卑贱的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两句看似庆幸、表示满足的话，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潜含着多少悲苦和酸辛。
杜甫能够居住在成都草堂，全赖友人的帮助，眼前虽有这样的和乐与安宁，却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之上的。被后人尊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却要靠着别人的赠与才能活下去，而且还要说自己“更何求”，即没有别的要求。这语言越是平静从容，越是让读者心感酸楚、为之落泪。他的志向本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数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仅只是一蔬一饭而已。诗人说得这样闲淡，仿佛他的心头已经不再有生活的阴霾，再也不愿去迎接那些纷扰和喧嚣。
从作诗的艺术角度来看，这首诗写法精严而又流转自然；字句精炼、刻画细微，而又让人无迹可寻。这是杜甫律诗的老到之处。尾联上句“但有故人供禄米”，一作“多病所需唯药物”，无论从平仄还是诗意上看，都以“但有”之句更佳。
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